“那除了起点，中途是否还查过票呢？”张振生想了一会儿，继续问道。

“我们一般只在起点查票，中途查票的时候比较少……”乘务员如实地回答道。

听到这样的回答，张振生不禁懊丧不已。其实，他也清楚，现在的火车对查票并不是很严格，有些列车甚至连一次票都不会查，只是在进站的时候检查下。

“那持票人的长相你还有印象吗？”张振生再次询问道，希望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不好意思，当时人太多，我并没有注意，而且这么久了，早已经忘了……真的很抱歉！”乘务员愧疚地说道。

“好的，谢谢！”张振生心不在焉地说道。

得到这样的结果，令张振生既意外，也不意外。以他对周东升的初步了解，此人心思缜密，性格沉稳，既然对方毫不犹豫便将火车票给他，一定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不太可能单纯从一张火车票上暴露出什么端倪的。这一点其实张振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想过，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前来调查，希望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在火车票上一无所获后，张振生本打算直接回局里的；但是，在返程的路上，他突然想到，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的口供惟一存在分歧的地方，便是在2月1日早上是否给对方打过电话或者说是否接过对方电话这点上。他不禁想到，似乎可以从电话这点上进行调查，来证实两人口供的真伪。

于是，他没有返回局里，而是开着车直接前往市里的电信营业厅，希望能够查询到2月1日早上他们两人的通话记录。为了节省时间，在路上的时候，他打电话让学校宿舍的管理员提供郑少强和周东升寝室的电话号码。

到了营业厅后，张振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件，让工作人员查询2月1日早上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个寝室电话号码的通讯记录。没过多久，工作人员便调出了两部座机号码的通讯记录。

张振生仔细地浏览着2月1日早上两部电话的通讯记录。突然，他在通讯记录上看到郑少强寝室电话在早上7:04时拨打过周东升寝室的号码，而且对方也接听了电话，通话时长3分14秒。看到这一信息，张振生浑身的血液都在涌动，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让工作人员打印了这份通话记录。

张振生知道，仅凭这份通话记录，并不能作为非常有利的犯罪罪证，也不能就此确定周东升就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份通话记录至少让张振生之前的怀疑方向是正确的，也能够说明周东升在说谎。2月1日早上，郑少强的确给周东升打过电话，两人的谈话内容或许正如郑少强所说，是关于晚上九点去他寝室看机器人的毕业设计的。

现在，可以凭这份通话记录证明郑少强所说的话是真的，说明他2月1日晚上去找的不是曹飞洪，而是周东升。既然证明了郑少强所说是真的，那么周东升所说便是故意撒谎，而他说谎的动机就是为了隐瞒自己犯罪的事实。

有了这一重大的进展，张振生开着车马上赶回局里。当他精神昂扬地到达局里，才得知市局的人已经押走了郑少强，而且此案也已经移交市局接管。这样的消息，如同一个晴空霹雳一般，令张振生沮丧不已。

想到郑少强可能面临的结果，张振生不禁悲痛不已，内心仿佛跌入冰窟一般。他揣测，市局的人肯定会根据既有的犯罪证据来草草结此案的。这样的话，在既有的罪证面前，郑少强可谓是最大的嫌疑人；如果再不能找到其他罪证为其摆脱嫌疑的话，那么对方很可能面临法律的严惩。

一想到此，张振生不禁感到心灰意冷，也感到一种极大的挫败感。而且，这种挫败感是他从未有过的。明知对方不是凶手，如今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含冤入狱，还有比这更加令一名警察感到痛苦的吗？明知凶手是别人，自己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将其定罪的罪证，还有比这更加令一名警察感到挫败的吗？

此时此刻，张振生开始感到，法律的所谓公正和严明，有时也并不能一定能够将凶手绳之以法，有时甚至可能将含冤之人送上断头台。

不过，他还是在心里告诫自己，绝不能就此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只因为自己是一名身穿制服、维护正义公正的警察。这份神圣而庄严的职责，驱使着他绝不能让任何真凶逍遥法外，也绝不能让任何无罪之人含冤入狱，更加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本来前程似锦的无辜大学生就此而断送美好的未来。

他必须坚决地捍卫法律的神圣尊严，必须为了心中的公正和正义而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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