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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警方提供不出任何周东升犯罪的证据，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受理他的投案自首。一方面是对周东升在法庭上的矛头倒戈公报私仇，一方面也是将错就错，不愿主动承担责任，反正现在已经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有了一个被告人，而且证据充分，何故还要在风尖浪口给自己惹出是非呢？所以，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互相推诿，迟迟不受理案件，也不移送给法院进行审判。

可是，该案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任何细微的变动和差错都可能引起群众的不满，导致不好的结果。

在检察院迟迟不受理案件之时，媒体也在进行跟踪报道。得知案件已经从公安机关移交到检察院，可是检察院又以证据不足打回给公安机关，要求重新调查取证。后来，媒体将案件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揭露和曝光，社会群众这才知道其中的猫腻，明白幕后的利益关系，清楚背后的责任不明，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检察院立即立案送审。

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两天后，检察院将周东升自首一案移交给了法院，同样迫于舆论的压力，法院在接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后，于第三天便对周东升的投案自首进行了审判。

开庭审判时，周东升详细供述了自己犯罪的整个经过，在交代罪行时可谓坦白真诚，在供述犯案经过时可谓言辞凿凿，确有十足悔过的诚意；可是，法院最终却以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为由，宣判周东升无罪，并当庭释放，同时宣布择日对被告人郑少强进行再审判。

这样的结果，仿佛又是一次老天故意的嘲弄一般，简直是把郑少强再次往火坑里推，同时也把他的亲人往坟墓里送啊！而且，这样的结果，在社会上如同一颗炸弹一般，顿时引起了群众的抗议和公愤，尤其是学校的大学生，认为法院这是在变相的草菅人命。

后来，在媒体的不断曝光和社会群众的不断抗议下，郑少强的案子很快便被移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并决定一周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次进行公开审判。

另外，在郑少强亲人陷入崩溃、绝望的时候，在社会群众纷纷谴责公检法沆瀣一气、草菅人命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姗姗来迟的证据出现了，让这一案件往公众期望的方向发展。

这一令人喜出望外、振奋不已的证据，便是张振生与周东升的谈话录音。

那晚，张振生向周东升撒谎说自己身上没有带任何录音和监听设备，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觉，消除防备；可是，事实上，他带了，而且把当晚的全部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其实，那晚他录音是为了以防万一，既是为了不想错过周东升坦白罪行的供述——他不想错过这难得的好机会——也是为了日后逼不得已为郑少强洗脱罪名所用。

说实在的，那晚张振生找周东升谈话的初衷，并不是想套出对方承认自己罪行的话，而是真心实意想规劝周东升自首，这样对周东升，对郑少强都是最好的结果。他不希望用这种被迫的方式强行来指控他，来逮捕他，将他送上法庭，而是出于他对此人不幸身世和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怜惜。所以，那次谈话成功后，他一直没有交出这一证供，只是为了等待周东升主动投案自首，这样可以争取到法院的轻判，而不是采取强制的手段来将其羁押、送审，接受法律的严惩。

但是，眼看周东升主动自首了，却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犯下的罪行，法院只能无罪释放。这样的结果不是张振生希望看到的，也不是周东升希望出现的，更加不是郑少强希望面对的。所以，当法院宣判周东升无罪后，他才迫不得已将这一证供交出，既是为了替郑少强洗脱罪名，也是为了让法院看到周东升主动自首的悔意。

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种种外在的形势，表明社会对此案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使他不得不交出这一有力的证据，来平息民愤。幸好当初他留了一手，并没有错过周东升那次在他面前忏悔的大好时机，不然这起案件真不知道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甚至会酿成难以预料、无法弥补的种种悲剧。

有了新的证据，再加上此案已移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并定于一周后再次举行公开审判。这样，这个案子或许会朝着大家期望看到的局面发展，还无辜者清白，也给自首者一个交代。

一周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对郑少强和周东升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判。

此次审判，是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审判校园犯罪的案件，顿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再加上此案之前的热度，使得今天的开庭审判意义非凡，甚至会被载入史册。毕竟，任何事物的第一次都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构的特殊地位，使得该案自然倍受世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