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一旁的小姓低声道，仿佛想要说些什么。“退下，所有人都退下！”尼子晴久厉声喝道。屋内的小姓和侍卫们一愣，赶忙退出屋外。”该死！混蛋！卑鄙的海贼！”尼子晴久终于爆发了出来，他拔出佩刀，一刀将身后价值万金的屏风砍成两段，又将凭几上的明国茶具砍翻，直到将胸中的怒气全部发泄过干净，尼子晴久方才丢下手中的宝刀，盘膝坐下，喃喃自语道：“向周可成表示降服？不行！他肯定会严厉的处罚我，否则不足以威慑那些心怀二意的大名，如果一开始我只需要交出石见银山，那现在恐怕能留给我的恐怕只剩下出云一国了；就这么守下去？也不行，人心会离散，在乱世中没有人会追随一个不能带来胜利的将军；那唯一的出路就是打一仗，只要能打赢，就可以谈！那问题就是怎么打，在哪里打，才能迫使周可成出兵，才能打赢！”作为将尼子家推上实力巅峰的家督，尼子晴久并不仅仅是一个一勇之夫，恰恰相反，他对于政治方面有着极高的敏感性。仅仅凭借已知的少数情报他就做出准确的判断——周可成这一系列行动的目的并不是摧毁尼子家本身，而是为了打击尼子家的威望。从日本的历史来看，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大化革新”拉开了律令制国家的序幕，所谓律令制国家，即是指使用中央发布的律（刑法）和令（行政法）来取代过去的习惯法进行统治的国家。通过大化革新，天皇家族从诸多豪族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主宰（实际上天皇这个称呼也是在大化革新之后才有的），而这些豪族也不得不沦为官僚。但实际上天皇真正掌握实权的时间并不长，到八世纪末期的恒武天皇，原先的律令制度就被废除了，其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面对关东虾夷的军事压力，不得不给予贵族更大的自主权，来换取足够的财力进行战争，而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和开发却成为了武士阶级诞生的温床。随着武士集团的日渐强大，以京都为中心的公家政权日渐衰弱，从平将门之乱开始，中央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从村社、寺庙、庄园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献给某个强者，换取这个强者的庇护，而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开始庇护者是摄关、法皇、京都的公卿，后来是源平两家的贵种，武家栋梁。而源赖朝更是将这种关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保证麾下武士们领地的安堵，这就是将军对武士的御恩，而武士有义务为将军服务，这叫做奉公，这就是幕府强大的根源——源赖朝将千千万万零散的武士们通过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并借助这个力量确保武士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也是为何后醍醐天皇虽然利用武士们对北条氏的不满推翻了镰仓幕府，却无法重新恢复到古老律令制国家——武士们只是反对北条氏，但并不是反对幕府这一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组织。不难看出，在武士首领与武士之间是一个很简单的利益交换关系，前者保护后者的权益（主要是占有土地），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服务（主要是打仗），在武士首领与武士之间的地位其实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古代中国那种神圣的君臣关系。因此一旦首领不能保证下级的利益，那么这个集团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尼子晴久之所以能够号令多国的武士，是因为他能够为保证效忠于他的武士们的领地不受到侵害，并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给立下功勋的武士更多的领地。但面对兰芳社舰队从海上发动的侵袭，尼子晴久即无法阻挡，也无法通过反击兰芳社获得更多的领地给予部下足够的补偿，这无异于撬动了尼子家武士团的基石。因此尼子晴久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恢复己方在麾下武士们心中的威望，威望这个东西虽然看上去虚无缥缈，就好像墙上的影子，但只要相信的人足够多，也就拥有了实际的力量。既然无法直接进攻兰芳社的领地，那么就应该迅速采取行动，攻击一个弱小的对手，从他身上获得领地给予部下足够的补偿。“来人！”尼子晴久站起身来：“立即召集诸将到登城，我要讨伐毛利家！”安艺国，吉田郡山城。“这么说尼子家的下一个目标是我们了？”毛利元就低声问道。“从尼子家调动兵力的吉祥来看，可以确定是这样的！”吉川元春答道，在释放了毛利元就不久之后，周可成便将他的次子释放，以表示己方的大度。“居然被晴久殿下选中了，还真是让人头痛呀！”毛利元就抚摩了一下光秃秃的头顶，被周可成释放回家之后不久，他就剃掉了头发出家入道，但实际上毛利家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这位老人手中。“是呀！”吉川元春叹了口气，父子连心，他倒是明白父亲方才的感慨是什么意思——虽然周可成很想灭掉尼子家，但也绝对不会一开始就派出援兵，而是尽可能的利用毛利家来消耗尼子家的实力，然后突然给予其致命一击。所以无论最后胜负如何，毛利家都会元气大伤。作为从尼子与大内两强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毛利家的一员，吉川元春实在是太清楚自己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