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是由司马光出题,大学士拟了一道: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
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
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
愿闻所以辨之。”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而是保守党领袖司马光!这是他给王安石贴上的标签!
之所以被后世人传颂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仅仅是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这三句话,对改革派总结得太贴切了。
然而这是一处巨大的陷阱。
因为这句话是与夫子的“君子三畏”唱反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要说文学家不通逻辑,那是瞎扯,司马光这通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如果改革派认可三不足之说,就是儒家的叛徒,是辱圣人之言,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
这样的杀伤力,不是老苏一篇《辨奸论》能匹敌的。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项罪名就是三不足论。
而千年以下,人们又开始以此为王安石提出的论点,加以颂扬。
甚至有专家说,这就是王安石亲口,因为以司马光保守派的素质,是总结不出这三点的。
后世苏油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由得捧腹大笑,这些所谓专家,却是连《论语》都没有摸过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这么执拗,这么自信,司马光这说法估计是说到他心里去了,竟然不予反驳!
反倒是赵顼历练出来了,司马光要考生“愿闻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这是即将掀起舆论大战的前奏,而且从牌面看怎么都是输。
数典忘祖的名声,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于是赵顼下令,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见赵顼,赵顼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有些诧异:“不闻。”
赵顼说道:“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驴,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
“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听闻此事,苏油不由得以手扶额,王安石实在是太小看舆论的威力了。
华夏历史千年,什么经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证据?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甚至苏油还将给自己改良派观点的立足点都找出来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购用宜慎之又慎。”
群经之首,设教之书,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讲变化!这才是变法派应该高举的大旗!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要是苏油,就会拿着这个问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它们是变化的吗?如果是,那我们是不是顺应发展,进行相应的变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违”?
这个世界,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
不变,才是违天!用得着跟着保守派的节奏走?自己带节奏不行吗?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还不如他的颜回吕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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