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派出各路监察，并遣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潜察府界表钱事。

因为河北太重要了，所以韩琦成了灭火队员，刚刚从陕西出来，又被派去坐镇大名府，兼任河北路转运使。

诏书下达，韩琦立刻上书数万言，大说青苗法不便。

更要命的是，上书中还附上了几处州县发布的告令，里边明确存在强行摊派的内容！

韩琦的原话是：“臣本以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求利。”

“然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非旨抑兼并、济困乏。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新诏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而后必生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

“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进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苏油的建议之所以没有被王安石和吕惠卿采纳，其实也是苏油的锅。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都怪这娃太能赚了。

赵顼一共就拨给苏油六十万贯，还是在军器监成立很久之前，而给王安石两千四百万贯，是他上任参知政事之后。

一年下来，苏油不但把军器监搞得风风火火，还缴纳了三十万贯的赋税，还偿还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还附带五万贯的利息，还得到了许多的军器！

相比之下，条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陈。

于是吕惠卿王雱等人认为这就是苏油建议王安石改青苗法的目的所在，让他们拿着两千四百万贯的钱财，只做六百万贯的生意，还要降息免息扶助四五等户，怎么算都搞不出什么政绩来。

六百万贯，就算三分息全部收回，也才一百八十万贯，这这这……

至于农田水利，那可是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的东西，就算赵顼再偏心，两边一对比，也怕是会有意见。

加上曾布怂恿，老王决定还是激进一点，来点立竿见影的成效比较好。

于是历史还是回到了老路上。

三月，苏油回了一趟汴京，给老张送行。

张方平和赵抃同时当任参知政事，然而屁股都没有坐热，就以父忧去，服阕回来，赵顼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

张方平和老苏可是铁杆的交情，也是对王安石不怎么感冒的人，几次在赵顼面前言新法之害，搞得赵顼很不高兴。

于是判老张出知陈州。

老头到陈州没多久，赵顼就后悔了，又将老头召了回来，任命为宣徽北院使，还是想将老张留在京师。

王安石亲自去找赵顼，声言老张在三司影响力巨大，有他在京师，条例司的工作不好开展。

老头也知道自己配合不了王安石，力求外放，于是赵顼改判老头再次出知应天府。

打老头去陈州开始，身边就多了一个人——苏辙。

条例司名义上真正的大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陈升之，早与王安石分道扬镳。

当年韩琦在扬州做官，官署后花园里的一株芍药，花瓣上下都是红色，中间却有一圈黄色，被称作“金带围”。传说如果这花开了，扬州城里就要出宰相。

恰逢花开，还开了四朵，于是韩琦便邀请王珪、王安石、陈升之三位赏花，把四朵“金带围”摘下，各自簪戴在头上。

这就是“簪花四相”的典故，后来四人果然都做了宰相。

可惜老交情敌不过新形势，陈升之与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很快就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眼看着新法受朝臣反对，陈升之做出一个愉快的决定——离职出走了。

托病归卧百余日，神宗几次敦促劝谕，才回到朝廷，但是当起了木偶。

陈升之不过失势，苏辙在条例司就是彻底待不下去，这娃因为反对新法，坐上了最冷的冷板凳。

王安石最后给他安排的职位，是河南府留守推官。

都是三司检祥文字，吕惠卿那样的检祥文字，如今已经是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但不奏事，与执政无异。”

而苏辙，却是大步后退，后退到和刚参加完制科考试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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