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苏油提出，请将各路市易司转为政府采购的甲方，大宋内地的商贾作为乙方，双方权利义务相称对等，由地方官府监督执行。

赵顼下旨，诏两浙转运司，提点刑狱司体量实状以闻，首先在蜀中，两浙，汴京推广。

这是一次对大宋商业的重大松绑。

以前的政府，采用的是采征政策，说要就要，理论上可以不给钱。

现在的制度，将征收改成了商业采购，从法律上保护了商人们的合法权益。

虽然执行上肯定会大打折扣，但是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苏油并不强求，还是理工的那句话，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之所以让提点刑狱司也参与进来，是朝廷有意以此为基础，出台大宋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商法强调的是保护国民的财产权，而工商阶层的地位，也会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同样，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商贾，市易司，政府官员，要联合起来坑国家，犯罪成本也明显提升了。

此诏一出，商贾们将之视为巨大的德音，兴奋莫名寻找商机的他们，络绎于途。

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与这项政策相配套，壬子，直龙图阁、勾当三班院曾巩上了一篇万言书，论述天下财计。

“宋兴，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财用有余。”

“且以景德、皇佑、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

“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

“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

“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佑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总二万四千员。”

“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

“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快四十岁才进士及第，如今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

仕途并不顺利，中进士之后，干了很多年的外任，被欧阳修举荐，又在京师干了九年的古籍整理工作，之后更是是十二年的外放生涯。

这样一路干过来，曾巩把自己干成了大宋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

这次本来是改知沧州，结果路过汴京的时候，赵顼询问他有何建议，曾巩一改节奏舒缓，气质内潜的文风，拿起了理工学派用数字说话的功夫，一一详实列举。

然后指出官员数量的不同，是因为皇佑、治平年间，入官之门多于景德。

而郊费的巨大差异，也是因为皇佑、治平年间的用财之端多于景德。

要求赵顼实施梳理财政的重要方法——国家统计。

“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

不过老曾最后还是犯了错误，将解决问题的办法过于简单化了——“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佑、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盖半矣。”

这话的意思是说，陛下我们裁员吧，国家人口增长到了现在这么昌盛，要是我们让设官的数目，大家的工资再回到五十年前的水平，我们能够节约起码一半的财政开销呢！

然后还举了例子，我现在在三班院供职，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以都知、行首领之，又有殿前承旨，三班院别立行首领之。

后来三班人越来越多，又分出东、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

最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又是甚至还不到，等到了天禧年间，增加到了四千二百有馀，到今天，一共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另外还有八百七十命宗室成员。

景德年间的员数，已十倍于建国之初，而现今的人数，又三倍于景德。

熙宁八年，新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一年岁有事二百人，有时还不到。

“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

裁！必须裁！！

ps：推书《獒唐》，关山月，老家伙了，六十个盟主好吓人，原来太监长新根的传说是真的。另外还有一本《天匠土鳖》，卷着钱带着小姨子跑路的大老板黄鹤换个马甲又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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