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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七十七章定音

苏油在奏章里边还提到，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其实就是一个共振问题。

这个现象华夏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庄子》里就提到过：“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晋代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张华告诉他：“此盘与洛阳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沈括的试验就更加清晰明了：先将琴或瑟的各弦按平常演奏需要调好，然后剪一些小小的纸人粘在各弦上。当你弹动不夹纸人的某一弦线时，凡是与它共振或者谐振的弦线，其纸人就发生跳跃颤动。

绿箬还进一步发现，凡是发生谐振的弦线，都在音高相同或者相差八度时的弦上。

这就进一步夯实了十二平均律的和弦说，同时也证明了十二平均律实现自由升转调的必然可行性。

这些东西，都在《律吕清要》讲述得非常清楚，士大夫家家都有琴瑟，要证明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六月丙辰，诏书下达：“黄钟，大吕，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

“周乐古器重现，时人新律允合，是乃天人相合，古今一契。”

“太常律吕不谐，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不文，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也！”

“召设议乐局，审调太常钟，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则郑声无由乱雅矣。”

“就太常钟磬王朴、李照、胡瑗所作，及石磬材不少，择其可用者缮之，其不可修者别制。”

“考成新乐，以验议者之术。”

绿箬和王从之因在律吕上的独到见解和著述，让大宋的音乐理论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都得到了赵顼奖赏。

王从之主中太一宫，赐紫服，金带。

绿箬被大宋朝廷册封为思濛乡君。

出身卑微，却靠自己在乐理上的学识和修养，活生生挣得了一份诰命！绿箬，成了大宋女性里边新的传奇。

其实赵顼现在已经不差钱了，更不差铜不差石材，但是苏油的建议还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标准音叉就在那里摆着，将编钟锉一锉，石磬修一修，就能得到标准音。

剩下实在没有的再单独补足，这样的花费不大。

关键是，秋礼，冬日大朝会，都赶得上。

这将是大宋第一套能够实现自由升降转调的礼乐，不少大臣如杨杰，王存，在这一点上还提出了反对。

因为古代先人说用的，乃是三分损益法，他们认为不用三分损益法，就是“有违祖制”。

但是这一点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道理很简单，将十二平均律管一排就明白，那是一道优美的曲线。

而先人们所用的三分损益法律管，排出来的却是直线。

曲线，是自然界中存在最广泛的线条。

日月星辰，江河季风，四季轮回，其运行轨迹，都应该是曲线。

因此十二平均相对于三分损益，明显更加接近“天道”。

选择天道，还是选择祖制，对于如今的宋人士大夫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在他们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复古，真正的祖制，这是上追三代的光辉和伟大。

而且苏油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东西，从理学上来说，叫“误差”。

先人在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平之上，采用三分损益法，那已经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极限。

按照他的解释，在一个圆或者椭圆的轨迹巨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截取其中的一段来看，其实和直线差不多，只存在细微的差异。

古人便是在这个理论的实践上，用三分损益法这个当时最精密的算法，去最大趋近律管的正确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