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大会并不是萧云贵的偶发奇想，早在浏阳乡勇抱着意气争相投入太平军的时候，萧云贵就和洪韵儿探讨过这个问题。

当时浏阳被清军败兵劫掠，消息传来之后，这支罗饶典招募的浏阳地方团练爆发出了惊人的愤怒。那时候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太平军中，但表现得不是很好，或者说完全是为了活命而已，每日的操演、修筑营垒都是懒洋洋的，甚至是出工不出力。但浏阳的难民入城后，给他们的子弟兵带来家乡被清军屠戮消息之后，这些浏阳的乡勇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们的热情和愤怒甚至超过了一些广西老兄弟。

那时候萧云贵就很惊讶于这些乡勇的变化，洪韵儿却说这是刀子割到肉之后的正常反应。对这件事两人谈论了一夜，洪韵儿说了很多历史，都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发生的历史，从同治中兴一直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洪韵儿用太平天国失败和新中国建立的成功做了对比，两人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平天国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期信仰的崩溃，特别是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对当初起义时的信仰越离越远。

不得不说拜上帝教宣扬的是一种朴素的平均主义，洪秀全将基督教义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第一次散播出来，在起义之初，人人都是兄弟，女人都是姐妹，大家一同为了建立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小天堂而奋战。但到了定都天京之后，上层享受着特权，甚至是比满清更加腐朽荒诞的封建特权，逐渐散失掉了起初的信仰。而新中国的那些建立者们却能一直保持着一种坚定的信仰，就算是最艰难的长征时期，他们也和普通士兵一样的吃苦，他们能够把艰苦朴素坚持下去，正是信仰支持着他们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同时，他们用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感染者身边的人，他们找到了能够迅速让人们明白为何而战的捷径，那就是诉苦大会。

中国从古至今从不缺乏能人志士，国民更不缺乏吃苦耐劳的作风，但他们缺乏的是一种民魂！

洪韵儿说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鲁迅先生是民国时期的文人，那时候满清已经倒掉了，民魂正在觉醒，可眼下还是清朝咸丰年间，再被满清阉割了近两百年之后，国人们根本就没有民魂可言。

就像浏阳乡勇那样，只有真正被满清迫害过的人，才会有起事的觉悟。就连广西走出来的太平军也一样，再忍受了多年的欺压之后，才爆发出来。

在这一点上，萧云贵很赞同，要是满清稍微采取一些怀柔之策，百姓们是会默默忍受下去的。如何才能唤醒国民百姓们的民魂呢？两人商议了一夜，也没有办法。原因很简单，这时候的国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笃信的是漫天神佛，敬畏的是天授神权，甚至不知何谓平等，人人都是没有真正信仰的行尸走肉，这种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民国。鲁迅先生起初是学医的，但后来他发现国人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甩不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所以鲁迅弃医从文，和许多民国文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希望用文化教育来唤醒中国的民魂。

萧云贵和洪韵儿都很清楚，以现在的情势根本不可能搞什么新文化运动，根本没有这个基础。但拜上帝教的模式却是眼前唯一可以利用的。现在的百姓宁可相信一些愚昧无稽的神棍言语，也不会听你讲大道理。洪秀全深谙此道中的关键，所以将基督教变了个样，将这些东西植入道神鬼之说中去，把天父上帝变成中国古代便有的神，只有这样别人才会相信。洪秀全如此做此时看来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这样托天神之口，他才能有领导众人的权力，才有让百姓敬服跟随的理由，也才有一支视死如归的太平军。

随着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加深，萧云贵和洪韵儿似乎都开始对太平天国从前的一些误解改观，并非他们要以所谓的邪教鼓动百姓造反，而是客观的形势让他们只能以教义发动百姓。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才造成后期的失败。假若太平天国成功，那么这拜上帝教似乎也就不会被人说成是邪教了吧。

最后两人商议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借用解放军的诉苦大会，加快信仰皈依的顿悟，让军民百姓们都感受到切肤之痛，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至于上帝是什么，他只是一个工具，或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祗，就像新中国建立之路上牺牲的数百万革命烈士绝大多数都没读过《资本论》，甚至其中多数根本不识字，但这并不防碍他们成为不怕死的强悍的共产战士。

拜上帝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萧云贵和洪韵儿可以利用好这个载体，洪秀全那个看似有些荒诞的教义虽然还不是很完备，但这个教义已经具备了发动百姓群众的一切基础。作为信仰引导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引导和驾驭好这个教义的问题。

虽然此刻萧云贵只是西王，他还没有真正掌握军权和教权，但似乎可以在此之前就做出一些方法的改变和铺垫，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让两人掌握更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