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人员的总支出上来统计，实际武汉要比洛阳支出还要大。以“不良人”为例，京中“不良人”除了自身俸禄之外，养亲随、伴当、马夫、车夫，都是要自己掏钱的。

但是在武汉，“不良人”就彻头彻尾成了相当规范的“便衣警察”，吃什么饭当什么心。同样都是“警察”，“不良人”是不能捞过界到“交通局”的。衙门和衙门之间由上方统筹，办公一应开销，在武汉是有大量的“票证”存在，于是就有了“报销”的概念。

一般的“不良总帅”，还真不愿意养什么亲随、伴当，因为这钱能不能搂到手，是不敢打包票的。

江汉观察使府时不时搞一波“整风”，烈度不大，但效果还是有的，尤其是武汉之外还有个朝廷在，内部竞争没有到酷烈的程度，但也巴不得竞争对手赶紧滚蛋。

府内公共开支规模极大，每年除了个别工程需要用到“徭役”，大部分时候，还是用米面粮油等实物或者现金来雇佣人工。

纯粹的发动民夫不是没有，包干区、生产队等等组织单位，依旧是和资源、利益息息相关。

比如修堤，整饬过后的某一段干渠，可能就会转交给某个包干区的生产队。沿江新田都算得上良田，组一个农庄出来，约定五年或者十年为单位，再加上府内统筹收购，那就不会亏。

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会诞生新的小农阶层，只是他们因为脱离了庞大的宗族，自然抗风险能力就差了许多。往往新生的小农只有两三年，就会把手中的土地出脱给江汉观察使府。

说到底，武汉比较特殊，小农的粮食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而武汉又有大量的市民阶层，出卖服务远比出卖粮食要来钱多来钱快。

倒不是说小农没有远见，而是武汉没有给小农太多慢悠悠发展的空间。

仅仅是单身汉自吃自用肯定是没关系的，但只要单身汉想要结束单身生涯，想要讨个老婆，这就出现了价值冲突。

在武汉，娶妻终究是要掏钱的，在大量工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或者无法接受比较先进的教育，婚姻的价值取向就会出现偏差。

这还仅仅是一个不算基本的变量，至于江夏或者汉阳有一套还算不错的宅院，那大概就是乡下大地主的一点点念想。

更让武汉本地小农感觉痛苦的是，武汉对周围州县的农民，更加友好，往往一次团购，可能就是百十万斤粮食。而这样的团购，可能只是府内引导，商人为了拍马屁，随手之举罢了。

对江夏和汉阳来说，长江在侧，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但同样的，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武汉行政成本的增加，其实是理所当然、十分必要的。

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武汉要面临的挑战，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