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日用身为黄门侍郎，在长安做了多年的京官，同僚好友不少，他接连两天没去上值，自然就引起了同僚们的注意。有人去他们家一问，说是两天前就出门了，一直没回。又过了两三天，有同僚到他们家去查，发现其卧房凌乱，值钱的东西被收在一个大箱子里，又审问管家，说是崔日用夫妇自己弄成那样的。如此一来，大伙自然就猜测崔日用是奔回河南老家造反去了。

这下倒霉的是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贾膺福，因为他是崔日用的老婆娘家的近亲。贾膺福以前本来选对了阵营的，和窦怀贞萧至忠等太平党的大臣打得火热。现在牵扯到这事儿，立刻不得信任了，虽然没有马上被罢官问罪，但他们家周围都是御史台的密探。行踪被盯得死死，这么过日子苦闷不苦闷？

自武则天以来，唐朝中央就形成各种派系，政权交替太快，其中党派理也理不清。

不过一旦胜负注定之后，就能形成短暂的稳定局面，如太平公主在时，就能压制调和其中矛盾。现在太平公主人事不醒，他们内部的矛盾很快就凸显出来了，首先是张说和程千里之间出现了不和。

两个人都是宰相，张说掌兵部，程千里虽然掌工部，但他本身是带兵打仗出身的。如何扑灭洛阳争权，两人争执不下……好在中央没人会说要支持李隆基，因为洛阳都宣布长安政权为伪朝，李隆基成了长安官僚共同的敌人，否则大家手里的权力都作废了。

程千里想获得政事堂授权，自率京畿周围的长征健儿三万六千人出潼关扑灭叛乱。当时为了对吐蕃发动战争，唐朝中央招募了十万官健，大战之后化整为零，一部分驻守陇右积石山防线，一部分调到河西，剩下的三万余众分驻在京师、渭南、武功等京畿地区增强武备。程千里认为只需这股兵力便能成事，很想获得兵权再立一功。

但兵部尚书张说很不服气，因为他做宰相的时候，程千里还是地方官，他可不想让程千里逐渐得势胜过一头，否则以后自己见到曾经的下属还得低声下气？那是多郁闷的事儿！于是张说想以兵部的名义调关内道衞军讨伐叛乱。

两人暗中较量各有长短。张说久在庙堂，声望更大，他明白放出话来：你一个工部尚书还管兵部的事儿作甚？可张说也有短处，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是跟李隆基混的，后来才投到太平公主门下。

相比之下，程千里的出身就干净多了，虽然刚刚才做宰相，可那是太平公主一手提拔上来的，属于嫡系官僚，现在又和薛崇训结成同盟，更得政事堂诸相公阁老的支持。虽然张说也和薛崇训的关系甚密，当初为了促成军制改革，两人密切配合携手合作过，但张说与薛崇训的关系终究不如程家的联姻关系，就算程婷不是正室，也是明媒正娶过门封了侧妃的。

两人斗得火热，政事堂没人能做主一团浑水，左相陆象先虽然名望很高，但本身是个和事佬，淡泊易相处，却缺乏魄力；太平党元老窦怀贞那厮就更别指望了，他正忙着千方百计地和高皇后拉关系，在他的眼光下，太平公主不成了，高皇后可能会掌宫廷大权，得趁早投过去谋出路……他那名字里的贞字，完全就是个笑话。

时王昌龄向薛崇训进言道：“主公得尽快平息朝中的争执，尽快调军平息叛乱。”

正如王昌龄所言，时间拖得越久越对李隆基有利，首先长安这边失去了漕运物资，恐怕关内道的经济养不活京畿地区的军队；其次李隆基占据洛阳之后，假以时日可以各个击破控制。

但薛崇训也有小算盘，他也想自己率军平叛，这件事对以后在长安的地位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不过陇右的嫡系部队“寿衣军”（神策军）还没到达，张五郎、殷辞（寿衣军将军）等也没到，薛崇训从未指挥过大战，就算给他兵权说不定也要吃败仗，这样的话岂不坏事？

因王昌龄不是外人，薛崇训便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然后说道：“当此之时，如不图进取恐沦为武三思那样的结局。”

王昌龄沉吟道：“主公所言极是，但等神策军到达尚需半月多时间，蹉跎之下恐怕耽搁正事。”

薛崇训心道，如果我自己的安危得不到保障，长安和洛阳谁胜谁负关老子鸟事，朝廷的权力集团全部去死都和我没关系！

王昌龄见他沉默不语，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便说道：“李三郎短日之内没办法过潼关，关内暂时无忧，坐视不管，只是会让东都近左地方沦入其手。”

薛崇训问道：“张相公和程相公争执不下，但朝廷诸相明知不能拖延下去，定然要设法协调拿出一个章程的。少伯认为我能等到神策军入京那时么，到时候能得到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