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暹见过炮表的计算方式，也听说过薛崇训用测船来计算粮食重量的逸闻趣事，加上这回能着书立说，他是想不明白薛崇训是怎么琢磨出这些东西的，大约天子确实有点神乎，不能以常人度之。

他急忙说道：“陛下为圣人，甚于先贤。”

薛崇训对于这样的褒扬觉得有点过了，便笑道：“你这句话我不能坦然受之。”

“臣绝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经道，“先贤以民不饥不寒安居乐业为治世，陛下之大志却远非于此。”

……

杜暹回到内阁衙门，其他三个人问他有没有科举的问答，杜暹自己也当着内阁学士，便将薛崇训想革新科举并将那本书列入科考题目的事儿说了。王昌龄当即就说皇上是嫌反对科举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说那门学说相当于天文历法一样，于国有利，并不表示什么看法。张九龄还是那句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考，公平就行。

苏晋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赐玺的人，就是圣人，古代圣贤的书可以用来经世治国，当今圣人的书为何不能？他是拥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训神化也是他干的事，所以这么主张也是立场坚定，一条道走到黑，为官者不是谁都能是窦怀贞，政见和站位稳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现。

四个阁臣一合计，决定让皇帝下，内阁衙门只需要提出建议和列出预见的危险。

正好此时已临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总结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内阁的名义进行汇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要预先谋划明年的政策，进行国策调整。

科举取士就是第一大国策转变；之后是户部财政的政策，内阁等人没有提出仍然建议，在他们看来有所作为的只有让内务局和国库分开这一点了，但没人提出来，军费消耗的账目只有通过开源节流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来意思一下，新钱法仍然实行保守政策，因为此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户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钱”的计划只有以国库实际储存的硬通货和纺织物等实物为凭据，保守印钱避免经济动荡，薛崇训捣鼓出的纸币和银票差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

来年的兵事作出了改变，因为营州之战和薛崇训个人在决策上的表现，再去反对东北用兵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内阁只有在咨文中调整国策，提高东北防务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丽灭国之后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这基本是国策基调）；对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逻些城，内臣们建议除了援助军备，应设法向末氏地区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变西南、西域、河陇几个地方都被牵制的被动局面；

北方草原自从突厥战败，漠南被长安实际控制之后，突厥国从敌国变成了牵制回纥各部统一的势力，长安朝廷正在改善与它的关系。虽然回纥自唐朝起就一直和中原关系良好，从未有过敌意，但内阁阁臣认为那些部落活动区域辽阔人口众多，应该警惕。

这套军事策略充满了原来晋王府幕府的影子，与前唐朝廷的政策完全相左，连回纥也被列入防范。朝野很多人肯定是不赞同的，但是这种中枢的密文大部分人无从知晓，南衙能参与的人最多十个。内阁的成员大部分是以前晋王幕府的人，一直就是这样的思路；政事堂专相张说也多年受薛崇训的影响，早已接受了这套观点。所以偌大的帝国政策方向实际掌握在十来个人手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