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买玩具这件事，我不在行。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像样的玩具。有一个漏气的充气天鹅，把它吹起来了，它会在三分钟之内还原成一摊塑料。也就是说每次只能玩三分钟，如果想玩久一点，就必须不停地吹它。我根本懒得和它玩，然而有一次，一个小女孩来到我家，她喜欢充气天鹅，我喜欢她，我就负责给她吹天鹅。吹了一个下午，觉得下腹疼痛，再吹下去我就该得疝气了。我家里管得严，我妈在七十年代末就和美国人观念一致了，认为小孩不该玩枪，长大了会变成土匪。在我八岁之前，幼儿园里天天练习攻占敌人堡垒，回到家则保持着乖孩子的形象，有一次我仅仅是用手指比画了一下，要向我爸爸射击，就被我妈一个耳光扇到了墙根。我十七岁的时候和杨迟出去打群架，两个人鼻青脸肿回家，手里拎着血淋淋的棍子，我妈吓昏在了墙根。幼儿园的教育没有使我变得更勇敢，我妈的教育也没有使我变得更儒雅。在我看来，玩具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对之抱以太大的期望，每一个搭积木的男孩都是聪明的，每一个过家家的女孩都是贤惠的，往后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猜吧。小苏说：“洋娃娃，汽车，书。这三样最保险。坚决反对给小女孩买枪。”杨迟比较自信，说：“高智商的孩子都玩魔方的。”给孩子买了一个，掰乱了，又花了五分钟恢复原状。小学的时候他曾经靠这一手获得无数女生的青睐。戴黛眯着眼睛看魔方，又看看杨迟。“这是什么？”“这叫魔方，我可以教你玩，学起来很容易的。”杨迟说。我对小苏说：“他小时候也这么骗女生的，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有人上当，但没人学会。”戴黛接过魔方拧了两下，很小心地拧回原状，对杨迟说：“可以了，还给你。”我们也给她买过洋娃娃，十块钱的地摊货。她把洋娃娃带回福利院，下个星期再去看，那玩具已经被大卸八块了。她说：“不是我弄坏的。”抱着个没脑袋的洋娃娃，跟着我们走出福利院。杨迟越看越害怕，让她把洋娃娃扔了，她想了想，把没脑袋的洋娃娃放在了路边花坛上。又走了一段路，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娃娃脑袋。小苏买了童话书给她讲故事，照本宣科地念《小红帽》。这故事的结局是小红帽和她奶奶都被狼吃了，然后没有了。孩子等了半天，我和杨迟也等了半天，不对啊，应该还有个猎人来救她们的，把狼的肚子剖开了，她们又起死回生了。然而在这本正宗的欧洲童话书里，她们确实是被吃掉了，没有人救。小苏抱歉地说：“故事就是这样的，他大爷的。”孩子说：“我害怕。”我和杨迟说，我们也感到害怕，童话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吧？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独角兽的童话。我的厂医姐姐曾经给我讲过，独角兽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动物，也最孤独。我问戴黛：“你知道什么叫孤独吗？”她说：“不知道。”不知道就好。独角兽很优美，生活在丛林里，动物园没有，它看起来就是头顶长了一根角的白马，不过你要是把它当成马，就大错特错了。它不跟人打交道的，世界上的傻矬都不在它眼里。它虽然很孤独，但从不为此伤心，作为一只独角兽，孤独就是它的本质。“后来呢？”没有后来了。关于独角兽我就知道这么多，我从小到大也跟你一样，听些翻版的《小红帽》，编不出更有意思的故事。像独角兽这么纯洁而孤独的动物，我猜它是不会有故事的。我忽然又感到后悔，你说我讲什么独角兽呢，这童话也很没劲。孩子同情地看看我。编不出故事的路大叔怪可怜的。凌晨时，孩子发烧了。我和杨迟用小毯子裹住她，抱着赶往儿童医院急诊部。昼夜温差大，容易生病，急诊部大人小孩一堆。预检的护士量了一下体温，说：“还不到三十九度五，不能挂急诊。”杨迟说：“出门之前量过是三十九度五。”护士拿了体温计给我们看，三十九度。我说：“就差五分而已，给挂一个吧。”护士有点固执，横竖不给。我一生气，爬到了护士的桌子上，跪在那儿。“给你跪一个，可以吗？！”护士的脸红扑扑的。我低头一看，他妈的，出门太急，裤子拉链忘记拉上了，这会儿正敞开了对着她的脸，赶紧拉上了，再来一次。“现在是跪给你看了！”护士说：“你还是换家医院吧，这儿不给挂的。”我站在护士的桌子上。现在有一帮人过来把我往下拉，医院的保安，后面排队的大人。我被他们拽下来，双手紧紧地抓住桌腿，人们试图把我拖出去，桌子也跟着往外挪。有人掰我的手指，我用两条腿缠住桌腿，现在麻烦你们来掰我的大腿吧。这个过程中，杨迟抱着孩子，退到一边，用保温杯接了热水给孩子喝。我们配合得太默契，分工明确，我负责闹，他负责照顾小孩。这时过来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护士，俯身对我说：“你撒开腿，你这么闹，我就算想给你挂号也不行啊。后面多少人都看着呢。”我说：“我要是撒开腿，立马就被扔出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有经验的护士说：“你这么不要脸的我还头一次看见。”我说：“放屁，我家里好多亲戚都是做医生的，该怎么做我最清楚。大家都是中国人，拜托你讲话慎重些。你以为我喜欢不要脸吗？”这时杨迟带着孩子过来了，说：“再量一下体温吧。”护士没辙，又给量了一下，这次他妈的爆表了，四十度往上还不止。护士顺水推舟，赶紧给了急诊票让去挂号。我立刻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衣服，撸了撸头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跟着老杨走了。“给喝过热水了，是吗？”“是啊。”杨迟说，“老一套。”“要是小苏在，今儿晚上肯定又得狂暴了，一口吞下那护士都有可能。”“小苏干得出来。”“你刚才被人打了。”孩子睁开眼睛对我说。“没有，我自己躺地上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必须主动躺在地上，”我说，“不过你别学这个，我也很少这么干，躺在地上不好，以后会变得没有自尊心的。”半夜里，孩子打吊针，睡着了，我和老杨闲聊。我说我很难想象，将来自己有了小孩，每次去医院急诊都得躺在地上挂号。要都这样，我情愿没小孩的。杨迟说：“到那时候也许你已经升官发财了，你想让护士躺在地上都可以。”我说：“这境界太高了，我做不到。”杨迟说：“你境界已经很高了，为了孩子肯躺下去。以前连饭票都不舍得捐的。”“你就别再提饭票了，这是两码事，我现在也没有饭票给戴黛。”我努力向杨迟解释，那个站在食堂门口请求捐助的孩子，在我看来，他不是孩子，而是一面镜子。我没资格投之以饭票，生恐他抬起头来让我看到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至于我躺在地上，那倒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下场如何。它不是镜子，最多只是一件猥琐而难看的戏装，既然有人喜欢看，那我不妨穿一次。杨迟说：“你以后会知道捐饭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下场不会更惨。”我说：“我要是戴黛的亲爹，这么躺下去，一定会觉得非常惨吧。现在倒还好。”杨迟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戴黛的亲爹了。她没有别的亲人了，对吧？”“很快就要被领走啦。”“这是必然的。她是个挺健康的孩子，看上去也很活泼，会用枪打人。谁去都会先挑她。唯一的问题是年龄稍微大了点，很多人情愿领养婴儿的，没有记忆，不知道自己是个弃儿。如果她被领走，我还会去看她的。当然，那时候我就不是她爸爸了，喊我哥哥也行啊。我不会有你这种捐饭票的心理障碍。”“养父养母会答应吗？可能会斩断一切联系吧。”“那也就没办法了。”“她可能会忘记你，忘记我和小苏，孩子的记忆中放不下太多东西。”我说，“我五岁之前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杨迟沉默。又想到一件事，说：“前几天我骑自行车带她出去，她自己踩在脚踏板上往前杠上坐，这很奇怪，没有人教过她，福利院也不可能让她坐自行车。说明她以前会这个。蔺华说她是去年在街上被人捡到的，但是她说不清自己的身世。”“也许以前有人骑着自行车带她，教过她这个。”杨迟伤感地说：“应该是一个男人吧，她爸爸？但她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吊完了水，我们收拾收拾回家。孩子的烧退了一点，天还没亮，我们抱着孩子出医院，外面浓黑一片，没有出租车，还得走回农药新村。好在两个人轮番扛着，不那么累。道路寂静，我以为她睡着了，走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她说话。“我是被我爸爸扔掉的。”我和杨迟一起停下脚步，孩子在杨迟手里。这个时候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孩子又说：“我记得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把我扔在街边。”杨迟再也没有力气抱她，我也没力气接她。我们两个人一屁股坐在了街边的地上，搂着孩子，仿佛也有一位巨大而虚无的父将我们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