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个崩溃的人，当天就一直待在医院里。杨迟继续吊水，我在对面的病床上打坐。老杨忽然说：“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干部招待所里胡搞吗？”我记得，似乎是十六岁时的事。那个招待所在农药新村附近，是专门接待一些小干部的，六层楼高的一栋房子，平时很冷清。那里面有八十年代末的各种健身器材，最适合我们的是一张乒乓球桌。有时候我们会带着楼上的智障一起去打乒乓球，但那是被禁止的，任何外来的小孩都会被赶出去。有一次门房遇到了我们，扑过来抢乒乓球拍，我们撒腿就跑，把个智障忘记在了一边。后来智障挨了一顿打，被踢了出来。我们很内疚。过几天买了两把枪——那种会打响火药纸的仿真枪，进招待所，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与那门房狭路相逢，我们拔出枪，指着他的头，打响了火药纸，然后狂笑着跑掉了。我至今仍记得那门房恐惧的目光，人都吓僵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被仿真枪吓着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明白他不是怕枪，而是怕我们。假如他当时继续无畏地扑过来，说不定真的会被我们杀死在招待所里。老杨闭着眼睛说：“我以前的愤怒一无所获，现在却必须为了获得些什么而假装愤怒，其实我自己都想笑。”我想说点什么，但他摆了摆手，示意我不必再开口了。后来我们回到旅馆，老杨睡下。我出门，沿着县城的小马路无目的地走，我穿得不少，但寒冷仍然穿透了夹克衫，停在我的肋部，像两只冰凉的胳膊搂住了我。走了一阵，听到大喇叭喊着卖羊毛衫的广告，拖拉机与摩托车沉闷的轰鸣，前面就是大路，划水县最繁华的区域，整体来说就像是被神灵的巨足胡乱踩过一通的南京路、王府井，气质相仿，但完全乱了套。我在一家摩配商店门口站住，问里面的人：“有汽油吗？”那人点头，以为是生意来了，我摇头说：“现在不买，我就问问。有汽油就好办了。”我穿过这个混乱地带，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又来到了荒凉的小街上，走了一会儿，四周像深夜一样安静，只有光线属于下午，猛然看到一座古代的城门，穿过它，前面是一片未播种的田野，泥土新翻，裸露在外。一棵老树之上，群鸟飞舞，像黑色的烟幕蒸腾而起。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农村了。前面的路不再是我的路。这太没劲了，我在墙根底下抽了根烟，觉得越来越冷，缩着肩膀往回走。到街口我买了十个包子，权当晚饭，回到宾馆里，只见老杨已经坐了起来，对面是那个寡妇会计，她表情和悦，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嘴角带着安慰性质的笑容。“到底怎么说？”我把包子全都扔在茶几上，后悔自己没买汽油。寡妇会计从包里掏出一包钱，说：“这是五万块，你们先拿回去交差。再多给你两百块，是营养费。”杨迟说：“我们不要现金，划账。”寡妇会计说：“这钱我要是拿回去，老板万一反悔，你下次别再来找我。”杨迟犹豫了一下，抬笔写了收条。寡妇会计说：“你们得谢谢我，是我求情了他才同意的，不然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们要是真的拿了汽油弹过来，那就等着坐牢吧。”“你为什么要求情？”“我看你们年轻、可怜。”寡妇会计说，“当然我也不想让你们一把火烧了公司。”“我们干得出来。”老杨冷冷地说。“以后会有很多人欠你的，你的钱，你的人情。你总不能都扔汽油弹。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扔汽油弹，别随便用掉了。”寡妇会计颇有深意地拍拍老杨的大腿，拍得有点太靠近生殖器了。反正这是他们之间的交情，不关我的事，我可以回家了。寡妇会计走后，老杨拖着病体抽了根烟，又看看桌上的两百块，面露忧郁之色。我说：“高兴点吧，你从此不用再来这个地方了，剩下的五万块就让朱康这个傻逼来讨吧。”杨迟说：“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饿了，吃点去。”值得庆祝一下。包子也不吃了，老杨揣着钱带我到街上，附近一个小饭馆。我们点了各种肉，开了两瓶啤酒，一边吃一边庆功。我说：“你真会做汽油弹？”老杨说：“就连凝固汽油弹都会做，以后我教你。”我说：“问题是你敢扔吗？”老杨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像你。我不能教你做汽油弹，你真的会使出去的。”“我不会的，我也理智了。”“你会的。还记得小时候和你抢乒乓球拍吗，你丫作势要打我，我没躲，你为了证明自己敢于打我，就用乒乓球拍把我开了瓢。只要有人说你不敢扔汽油弹，你就会扔汽油弹。你就是这么个人。”“有道理。”我说，“我刚才就应该把你扔在地板上冻死，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冻死。”我们拌嘴，老板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吃新鲜狗肉，我和杨迟一起摇头。旁边一桌人说：“哎，有狗肉，怎么不早说？”伙计从后面牵出一条黄狗，小饭馆也不避讳什么，一把拎起狗绳吊在门口的树上，伙计提了根碗口粗的木棍，怪叫着一通乱打，黄狗在半空中急速扭动、抽搐，很快就死了。伙计换了刀子剥皮开膛，头一刀下去，黄狗又活过来了，叉开两条后腿蹬了伙计一下。伙计大怒，连捶了黄狗的妈妈七八遍，下刀如风，剥皮开膛。旁边围了好多人张大了嘴巴看杀狗。我也张大了嘴巴，对老板说：“你们怎么当场杀狗？”老板说：“哎？你太不懂了。满街都是死狗，我捡条死狗红烧了你肯吃吗？”旁边桌上的客人也说：“你们是外来的吧？记住，这年头吃狗肉一定要亲眼看见杀狗。城里人才吃死狗。”我看着外面的狗，天色暗了下来，它直挺挺地挂着，随着皮肉分离，它正在变成“肉狗”。伙计手脚麻利，一会工夫它就成了肉块。干完这些，伙计一脚把狗头踢到了街上，围过来好些孩子，一路踢着狗头欢叫着跑掉了。我和老杨讨论过，什么叫作肉狗。肉狗，就是专门给人吃的那种。问题是，世界上没有肉狗，都是在街上套住了拉走，宰了吃掉。没有一条狗在挨刀子之前是肉狗，它们都是普通的狗。吃过饭，杨迟打电话到副厂长家里，说自己拿到了五万。副厂长是个老革命，一听就傻了，在电话里大骂：“杨迟，你还要不要命，敢拿现金？”老杨说：“我走投无路，对方只给现金。”副厂长说：“你小心点。”我问老杨怎么了。他说，拿现金很危险，因为写了收条了，出门被人弄死的可能性很大，这笔钱又会回到胖子老板手里，而他雇凶杀人只需要花几千块就够了。这种带巨额现金的二逼，在当地的绰号就是，肉狗。我说：“会干掉咱们？”杨迟说：“根据逻辑推断不会，如果想干掉咱们，那给十万块现金好了，何必给五万。另外也不应该送到旅馆来，而是让我们去拿钱，然后放我们出门，出门就干掉，这样我们来不及把钱转移掉。”“好。”我说，“如果不根据逻辑推断呢？”“那我怎么能知道，遇到的是傻逼还是疯子。”杨迟闭着眼睛说，“保不齐还有其他劫匪呢？”“那你还敢带我出去吃饭？”“我饿了，不想再吃包子。死也想做个饱鬼。”“下次再有这种好事，你要提前告诉我，免得我死到临头不知道，为了替你省钱还少点了几个菜。”我们关紧房门，拉上窗帘，斧子放在手边，整夜守着这堆钱，等待天亮。老杨还安慰我，通常不会到旅馆里来劫杀，翻箱倒柜找钱的不是合格的劫匪，通常是在路上干这种事，钱在包里，一把拎走即可。夜里无聊等死，我们又说了一点绍兴师姐的事情。杨迟说，他给绍兴师姐打了个电话，她在上海发展得相当不错，公司在陆家嘴甲A级商务楼，带十几个销售员，每天拎着手提电脑给金融客户做提案。高级白领，非常风光。绍兴师姐听说杨迟也做销售，觉得他也算是同行（虽然卖的是农药），问他是不是愿意转行。“转啊。”我说，“不转的话，你这辈子就卖农药了。老跑乡下，还被人宰。”杨迟说：“你不懂的。其实我也有销售提成的，各地的农资公司才是我的客户，招待得很好，不但吃肉喝酒，还有公款嫖娼。当然我不嫖。我主要是想让你知道，农药销售员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不堪。”“得坐中巴车吧？”“得坐。”“那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傻逼才坐中巴车。”我说，“还有，嫖土娼啊，停车吃饭打一炮。”“放屁，也有高级夜总会的，摸一下就得二百块。你的世界观真他妈的与众不同。”杨迟不耐烦地说，“当然，我他妈的也是。”第二天上午，街上人稍微多了点，我们结了房钱。老杨还是很虚弱，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提议他去银行把钱存掉，但他说这样更危险。我们各自背了一个包，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没有叫摩托车，而是花了十分钟徒步走到长途汽车站。老杨买了两张车票，我站在旁边看着，环顾四周，有点紧张，给自己点了根烟，抽了几口，塞到老杨嘴里。我们一直坐在候车室里，那地方极小，总算看见一个不太像样的警察，我们离他很近，稍稍觉得安全。在汽车发车前的片刻，我们忽然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狂奔过检票口，狂奔过一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蹿上汽车。车门轰地关上，我对司机说：“按照新规定，你这车在到达戴城之前是不许上客下客的。你中途要是敢放一个人上来，我就不客气了。来，我先请你抽根烟。”司机说：“捶他娘，你比车匪路霸还狠。”那天汽车直达戴城，进城时我和杨迟都松了口气，觉得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撒尿，第二件事是喝水，我在车上都想喝自己的尿了。然后我们才打了一辆出租车，心情放松，警惕全无，感到故乡的亲切和安全。到农药新村，各自苦笑，打算回家睡觉，忽然杨迟说：“我的包呢？”“忘在车里了？”“钱在你包里还是我包里？”“当然是你包里。”“捶他娘啊。”杨迟绝望地骂了一句，找了根电线杆撞了一脑袋。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小票还在，我们又打了一辆车，去出租车公司碰运气。这时候我想幸亏是尿干净了，不然我们俩都会吓尿在自己裤子里。那五万块钱放在老杨的包里，出租车司机没发现，开出去一段路，遇到两位老人叫车。上车之后他们发现后座有个包，里面是五万块。这对老人是大学老师，很有教养，就对司机说，后座有钱，是之前的乘客遗落的。司机也很有教养，说，请你们下车，我要把钱送到公司去。老人说，我们不下车，你把我们拉到公司，一起把钱交给你的上级部门。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我所说的记忆之神，在那一瞬间脱线了，置我们于死地（主要是老杨），然而另一个神来临，挽救了我们。另一个神究竟是谁，是哪个上帝派下来的天使，我他妈的也不知道。反正当杨迟一脸绝望到达出租车公司的时候，那五万块也在桌子上等他了。老人已经走了。老杨谢了一遍，掏出小票对质一番，核实无误，拿了钱想溜。出租车公司的领导说，别走，最近正在宣传我公司的行业风气，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戴城晚报》的记者，找老杨要了身份证和工作证，抄了下来，又来了个摄影记者，端一台尼康，让杨迟捧着钱站到窗口。杨迟说，能不能别拍照？记者说，这可不行，无图无真相，再说那对老人也走了，只有拍你了。快门一按，我闪到一边，留下半个屁股在胶片上，新闻摄影所谓的“带点关系”。老杨在出差之前，曾经接受过《戴城日报》的采访，主要针对他认养孤儿的事迹，一个青年农药销售员，出于真诚的爱心而资助孤儿，他还是共青团员。那次也给他拍了照，但是日报的审稿比较麻烦，稿子做好以后，压了好长时间，恰好于老杨返城的第二天发表在《戴城日报》的头版。在报纸上，优秀青年杨迟带着自信和坚毅，抬头观看前方，仿佛已经升官发财。同一天下午，《戴城晚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条重大社会新闻，农药厂的销售员杨迟不慎弄丢了五万块公款，经出租车公司和一对老人的高风亮节，杨迟拿到了钱，表示无比感谢，并发出由衷的感叹：我对这个社会有信心。同时配发的照片，杨迟一脸侥幸，贼眉鼠眼地看着读者，一望而知，是那种弄丢了钱又撞了狗运气的二五仔。听说后来日报和晚报的编辑为此打了起来。这件事又被电视台发现，居然有个普通青年同时上了日报和晚报的头条，还都有照片，调子还完全相反，多年来国家都没发生过这种争论了。有个高中时的同学在电视台做编导，认得杨迟，扛着摄像机又冲到农药新村，把杨迟拍了一遍。经杨迟本人要求，脸上打了马赛克，字幕仍注明：农药厂销售员杨某。作为本地新闻和奇闻播出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杨迟了。老杨成了戴城的名人，双面人，马赛克优秀青年与没头脑幸运儿。而我虽然参与了两件事，却什么好都没落下，只有半个屁股留在报纸上，想想也挺失落的。不久之后，我们遇到小苏，小苏说：“我听蔺华说，要领养戴黛的不是中国人。”杨迟傻了一会儿，说：“什么意思？”“蔺华说，戴黛会被外国人领养。”“戴黛知道吗？”“我想她还不能理解这件事吧。”小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