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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卢水胡人盖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由于拓跋焘一开始并未把盖吴放在眼里，导致进剿的官军被起义军杀得大败，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战死。一时间盖吴起义军声威大震，部众居然聚集有十多万人。而盖吴则自封为天台王。

不久，盖吴携大胜之威，兵分三路进取关中：西路盖吴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攻击新平（陕西彬县），安定地区（甘肃泾川北）诸胡群起相应；中路由盖吴亲自指挥，攻击临晋（陕西大荔县，名吃为红烧肘子，尤以黄河宾馆的最为正宗，香软酥烂，十分好吃）；东路盖吴联络由蜀地迁到河东地区（山西永济县，蒲阪）的薛氏豪族的薛永宗响应起义，聚众袭扰山西闻喜，部众也发展到数万之多。三路大军兵锋直指长安，一时间整个关中地区都为之震动。

不过老子有句名言“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说的一点也不假，盖吴起义貌似强大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首先，盖吴起义军首战告捷，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聚众十万，看似声势浩大，其实一个巨大问题马上会摆到盖吴面前－－粮草！十万起义军对于粮草的消耗可不是小数字，而义军的构成其实就是原先粮草的提供者—平民，平民都放弃生产而闹革命，必然导致粮食匮乏，于是只能去抢粮，然后被抢的平民也被迫加入“义军”，继续抢其他平民。结果“义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一个地区粮食储备不够时，义军只能分兵去“筹粮”，所以盖吴派白广平西去，也可以看作是人数暴增后的无奈之举。

其次，陕北高原土地条件艰苦，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可以作为主食替代品的土豆是在大航海时代的公元17世纪后才由南美洲传入中国，在当时，这个地区是很难支持一支上十万人的大军的补给的，于是盖吴只能来到富饶的关中平原“吃大户”，这无疑使起义军丧失了上一章所说的“地利”，放弃了陕北高原的山地来到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武器简陋的起义军又如何是北魏铁骑的对手？从这一点来说，盖吴的战略眼光比起赫连勃勃就差的太远，当年赫连勃勃就没有急于进取关中，而是不断在山区打游击，蚕食强大的后秦帝国的实力，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的。

而拓跋焘在吃惊于盖吴势力的迅速扩大之余，当然也看出了对手的破绽所在。于是拓跋焘紧急征调高平镇（宁夏固原县）的敕勒骑兵（高车族骑兵）入卫长安；并命令将军叔孙拔统领并、秦、雍三州的军队屯驻渭河以北，迎战盖吴；同时命令同为河东薛氏子孙的薛拔（其父薛谨曾任北魏河东太守）纠集宗族乡里百姓，在黄河边上建造营垒，切断盖吴和薛永宗的联系（以薛氏子孙对抗薛氏子孙，却也是对症下药）；命令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率领两万精锐骑兵，讨伐薛永宗，不久，拓跋焘本人秘密来到拓跋处直军营，亲自指挥平灭这场关中民变。

当然，在布置完关中平叛战略后，拓跋焘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对手刘义隆。在盖吴起义中，刘义隆可没起什么好作用，居然对盖吴加官进爵，还派使者给盖吴一百二十一个大印，让他随意加封官员，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拓跋焘从国内六个州中遴选两万精锐骑兵，交予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分两路劫掠刘宋帝国边境，抢夺边民充实河北。拓跋仁和拓跋那劫掠之余，还给刘宋边境兖州送信一封，诙谐地要求去太湖游玩狩猎。兖州府回信答复到：“你们想来我国参观风土教化，我们会设置旅馆接待，并交由有关部门负责办理，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生肉糙米，管饱管够！”北魏和刘宋双方大打嘴仗暂且不提，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北魏帝国的西部平叛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