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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北魏帝国南下军团在元英的带领下猛攻钟离，而南梁帝国前来增援解围的曹景宗却出师不利，退守道人洲。于是孤城钟离在南梁徐州刺史昌义之的带领下，苦苦支撑，和元英的大军对抗。钟离攻防战一打就是4个多月，时间就这样来到公元507年的仲春时节。老天爷如约降下大雨，史载淮南地区春雨连绵，战场的形式在向有利于南梁军的方向发展。

而南梁皇帝萧衍可是个马背上的皇帝，深知用兵精要，又趁势向钟离这片燃烧的战场上加了点料，史书记载，就在这一年的2月，萧衍诏令豫州刺史韦睿率兵驰援钟离战场，并接受曹景宗的统一指挥。与此同时，萧衍还给曹景宗去信一封，告诫他说：“韦睿可是你老乡，不仅在州中名望高，而且善于用兵，你可一定要尊敬他，万事要多和韦老爷子商量。”

我们在以前就介绍过这个曹景宗，他是萧衍雍州起兵的老班底，是皇帝的心腹爱将。而曹景宗也确实能打仗，是一员猛将，所以他这一“老人儿+能人儿”的身份，就让曹景宗十分傲气，一般人都不会放在眼里。而萧衍也深知曹景宗的脾气，所以特地写信告知他要和这位长他十几岁的老将韦睿搞好关系。而根据史书记载，萧衍可能多虑了，曹景宗是个“刺儿头”，却单单服韦睿（这当然是因为韦睿确实战功卓著），后来两军会师之时，曹景宗对韦睿十分恭谨，不过这是后话了。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么当萧衍调兵遣将之时，北魏帝国又在干什么呢？

我们说春雨不会只落在萧衍的头上，北魏帝国朝堂大臣们见钟离城久攻不克，适合南朝水军作战的春夏季已经到来，自然会上书皇帝元恪，建议撤兵。元恪不傻，当年老爸元宏和任城王元澄两次兵败钟离城下，无奈撤兵的故事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于是立即下诏让元英撤兵。但我们的中山王元英却上书皇帝：“臣自从去年冬天围困钟离实施攻打以来，前线将士上下用命，钟离城已经弹尽粮绝，城防残破，我这次决计要歼灭敌寇，不拿下钟离誓不罢休。但是自从月初以来，阴雨连绵，我军不便攻城，所以才延迟了进攻的势头，还望陛下不要疑虑。如果三月放晴的话，钟离城就不堪一击，一定可以被攻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仗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还望陛下再宽限数日，我一定建立大功。”

见元英不愿撤兵，元恪又下诏说：“诚如你所言，钟离城势在必取，但这只是将军你一厢情愿的运筹，而朝廷所担忧的却是春夏季已经来到，南方土地气候潮湿，不利于我军长期驻扎和作战，用兵时间过长最终必然导致我军力量耗尽，还请将军三思！”

见元恪关于撤兵的态度并不坚决，元英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再次上表皇帝，重申钟离城必定可以攻克的理由。元恪见状，又指派步兵校尉范绍代表皇帝亲临前线视察，和元英一起商议进退方略。根据《魏书》所载，范绍虽然不是名将，但屯守边疆多年，又数次参与南征作战，对于战争后勤、屯田练兵等方面也是个专家级人物。范绍来到前线，多方考察，也劝元英撤兵，但元英就是不从，执意要打，搞得范绍也没有办法。

我们说元英是一员名将，他难道不知道春夏季在淮南作战的劣势吗？他为什么在围攻钟离这个问题上如此执拗呢？

元英当然知道天时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但是一个优秀的战役指挥员并不会只用天时来指导自己的决策。而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却是，在不久前胜利结束的义阳战役，元英就打了一年之久。当时元英也没有遵循“天时定律”，而是率部从503年的秋天一直打到504年的秋天，熬过了504年的春夏两季，熬走了马仙琕和曹景宗的两路援军，熬死了义阳守将蔡道恭，最终将战旗插上了义阳城头，全面改观了北魏帝国在淮南的军事态势，从而被晋升为中山王，并接替了大名鼎鼎的任城王元澄，担任了帝国南线总指挥。而元英之所以在义阳战役中大放异彩，他的胜利诀窍就是一个“熬”字。

我曾经数次说过，战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危险的游戏，没有谁可以四平八稳的获得胜利。元英当然知道这一点，而正是因为元英如此理解战争的真谛，所以他才会对帝国朝野上下“春夏季不利于作战”的尽人皆知的大道理嗤之以鼻。因为元英知道，那个所谓的大道理敌人同样知道，所以南梁帝国的重要城市都会至少做足防守半年的准备。因此，如果恪守“秋冬进攻，春夏撤兵”的军事原则，北魏帝国在淮南就很难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