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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成景隽在南朝隐忍十几年，最终杀了常邕和全家老幼，报了杀父之仇。而南梁皇帝萧衍不仅没有依照帝国“禁止报私仇”的法律制裁成景隽，反而对他的这一“孝义”的做法赞赏有加。那么萧衍不懂得维护“法律的尊严”吗？

法律是皇帝定的，他当然想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这也要有“权变”的空间，当“政治利益”需要皇帝去“法外施恩”的时候，作为大政治家的萧衍当然会毫不犹豫的去“践踏法律”。

而作为成景隽来说，为什么单单在十几年后的那个时点雇凶杀了仇人全家？细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时成景隽刚刚被皇帝萧衍任命为“徐州刺史”，南梁和北魏的战事正在那个区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我们以后章节还会涉及），所以在那时就算成景隽再多杀几家人，皇帝萧衍为了“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治成景隽的罪，更何况成景隽报父仇还有相当的群众舆论基础，“民愤民怨极大”，萧衍为了“国家利益”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而我们故事的主角成景隽确实是一个深谙“复仇之道”的厉害角色，我们说按常识，为了追杀仇人，他只身叛逃敌国就行，为什么要潜伏一年，击杀“躺枪”的宿豫戍主，带城“投诚”？那是因为有了“宿豫镇”这个“投名状”，成景隽在南梁的仕途就会有个更高的起点，他就会离“皇帝为他去权衡法律的拐点”更近一步。而成景隽隐忍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战争用人之际，萧衍自会投鼠忌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把仇人满门杀绝，同时自己又全身而退，这心机，这手段，那是命运没有给成景隽机会，否则，成景隽成为另一个萧衍也未可知。

所以，我们在看待政治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把“法律”“契约”“共识”看的过于重要，这些条条框框应该是政治家攫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绝不是绑在政治家身上的枷锁。

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法律就是立着牌坊的老婊子，政治用得着法律时，它就至高无上，庄严圣洁，用不着时，它跟一个破鞋臭抹布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那么，这个超越法律的政治又是什么呢？借用***曾经说过的话，那就是“争取和团结多数人，绝大多数人，孤立和打击少数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只有胜利了，才能制定法律，才能代表正义。我们耳熟能详的“正义必胜”的口号的内核逻辑其实应该是“只有胜利了才是正义，所以正义必然胜利”。

就像前一段引起热议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其中也反思着“法律”和“道义”的辩证关系，影片中治疗白血病的高价特效药最终被纳入“医保目录”，算是有了个较为“理想”的结局。

但是不知大家想过没有，还有多少没有纳入“医保目录”的治疗其他疾病的特效药的背后，也同样有着千千万万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呢？这些人群在政治家眼中又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说的“孤立和打击少数人”主要针对的是敌人，而对于自己人，这句话则可以演绎为“牺牲和放弃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