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国书】

北条时赖、长时、政村等人统治的二十多年间，镰仓幕府达到了它的全盛期，得宗专制政权也逐渐稳固。不过武士们在掌握了政权以后，也很快奢靡腐朽下去，大有向京都的公卿们看齐的迹象。为此，北条时赖等幕府执权大力提倡勤劳节俭，据说时赖本人的日常起居就相当简单，即使住所残破了也只是略加修缮而已，筵席上每每用味甑汤来替代酒水，《徒然草》中还记载着其母松下尼亲手为儿子修补破损的门障的轶事。

然而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本是人世的常理，执权政治的种种危机暂时被压制了下去，却最终通过“文永·弘安之役”沉渣泛起，酝酿一次总的爆发。咱们先从文永三年（1266年）说起吧，当年六月，将军宗尊亲王不满执权北条氏的专断，遂与亲信武士们密谋发动政变，消息泄露后，连署北条时宗废黜了宗尊亲王，另迎其子惟康亲王为征夷大将军。

为什么动手废立的是连署，而不是执权呢？这是因为北条时宗乃是时赖的嫡子，继承了得宗的地位，而长时、政村两代执权却并非一门家督。北条时赖因健康原因，于三十岁的盛年就退位隐居，把执权之位传给堂叔北条（赤桥）长时，但他仍在幕后操控一切。弘长三年（1263年）十一月，北条时赖去世，享年三十七岁，遗言让儿子时宗备位连署。次年（1264年）八月，执权长时也挂了，传位给他的堂叔北条政村，同时，年仅十四岁的时宗正式就任连署。可以说，北条长时的时代，乃是北条时赖时代的延续，而北条政村的时代，却是北条时宗时代的开端。

当时北条执权如日中天，俨然日本唯一的统治者，经常有人跳过天皇、幕府将军称执权为“日本国王”，而执权们也都甘之如饴。就当这些北条氏的国王们还在考究傀儡将军问题的时候，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却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称蒙古大汗，九月击败其政治对手阿里不哥于甘州，当年十二月，高丽王国向蒙古称臣。

忽必烈野心勃勃，不仅想南下灭亡早已残腐不堪的南宋王朝，还打算东渡大海，兼并日本。不过日本蕞尔小邦，僻在荒远，派兵攻打实在太不划算，以忽必烈最初的心思，是想派遣一介使臣说服日本主动归降，如同高丽国故事。

这位蒙古使臣名叫黑的，不过他并最初没有真正到达日本。在进入高丽国以后，国王认为海上风浪极其危险，怎能让上邦使节受此颠簸？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代替黑的前往。文永四年（1267年）九月，潘阜来到日本，呈递高丽国书。

自从白村江水战被唐朝打败以后，日本基本上就没遭遇过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一晃眼六百多年过去了，朝野上下莫不以为世界只有日本和西方和平的大国中国，以及高丽等中国的附庸国，内部再厮杀得厉害，外界绝无纷争。所以日本朝廷在不明了大陆形势的情况下，迟迟未肯回书高丽。

于是黑的等不及了，于次年（1268年）元月亲自渡海来到太宰府，递上蒙古国书，并请尽快给予答覆。当地的守护少贰资急将国书送往镰仓，幕府接到一看，上写：“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虽然只写着“通好”，没写要日本臣服，但明确给出了“以至用兵”的威胁。幕府不敢擅专，立刻上奏朝廷。

日本和南宋的关系一直很好，双方通商往来频繁，日本本身金属缺乏，不铸铜钱，全靠从南宋进口。基于这种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的敌国蒙古低头呢？一时间朝议汹汹，全都认为不可，连回信都不肯写，就派兵“恭送”黑的离境。

不过既然蒙古人已经作了开战的威胁，日本当然不能不预作防备，于是幕府下令赞岐等国的御家人做好战斗准备。当年三月五日，北条政村自认为年老体衰，无法面对如此危局，干脆把执权之位让给了连署、年仅十八岁的北条时宗。

是战是降，你总得给个答覆吧，黑的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回去向大汗忽必烈交代呀。于是文永六年（1269年）三月，黑的再次渡海来到日本最西北方的对马岛，要求获得返书，在迟迟得不到回复后，干脆大肆抢掠一番，然后才打道回国。蒙古人野蛮，高丽人还算文明，知道光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当年九月，高丽自己派使者再到日本，送还了半年前抢走的两名对马岛民，并且呈递上蒙古中书省的最后通牒。

第二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写下拒绝通好的国书了，先拟定草稿送到镰仓，等执权北条时宗点头后，才派使者送往高丽。这种强硬的态度，终于激起了忽必烈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

【●文永之役】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称帝，建立大元帝国，一方面以摧枯拉朽之势攻打南宋，一方面也做好了渡海侵略日本的准备。到了文永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在朝鲜建立征东行省，征发高丽船工、民伕三万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战舰。当年十月，他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大军四万，从朝鲜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

十月四日，元军在对马岛附近出现，守护代（守护的代理人）宗助国父子率八十骑拦阻，诘问上陆理由，却被毫不留情地歼灭了。十五日，元军又占领了壹岐岛，守护代平经高以下百余人战死。二十日，四万元军在九州的博多登陆，日本幕府方面则聚集了少贰经资、大友赖泰、菊池武房、岛津久经、竹崎季长等九州诸国兵马，甚至寺院僧兵，总计十万两千人，前往迎战。

上午时分，在百海原地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日本骑马武士分别在家主的率领下，首先以许多个数百人的小队，向排列成密集方阵的元军步兵阵地展开突袭。面对这种蒙古人初起家时候的古老战法，元军摆开了各种火器应对，据日本方面记载，一种名叫“震天雷”的火药球不断在日军阵中爆炸，爆炸时发出如同百雷落地般的巨响，使得日方的骑马武士和战马全都惊恐不知所措，烟雾中，铁屑、瓷片四下纷飞，给队形密集的日本武士集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杀伤。

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实在相差太远了，六百多年以来，大陆的武器配备已经从纯冷兵器进化到冷热兵器并用的阶段，战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日本方面几乎和白村江水战时候相差不远。仅以弓箭而论，元军使用的复合弓射程较远，射击周期也比较短，而日方的缠藤弓大多只是单体弓，射程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再加上元军的箭支上浸过毒药，日军中者无不肌肤糜烂。元军在作战时击鼓鸣金，也使得日军的马匹惊跃狂奔，无法控制。另外，习惯于“一骑打”战术的日本武士在和使用先进集团战术的元军进行短兵作战时，付出的损失更为巨大。

尽管在武器上日方要落后许多，但是为了保衞自己的家乡，他们在作战时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尤其少贰经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人，率领手持薙刀、身披薄弱铠甲的骑马队，不断顽强地向元军阵地发动突击，使得元军的远程武器失去作用。混战中，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中流箭落马，从而士气大衰，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凭借水城（白村江战后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日军的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不料当天晚上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风，元军船只被倾覆二百余艘，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当二十一日晨光熹微，日军来到海岸边时，却发现海面上不见敌军，只剩下了一些破碎的木片。幕府的武士们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胜利了，直至抓到了元军的俘虏后才派遣快马进京报捷。此战元军战死、溺死大半，最后辗转回到大陆的只剩下一万三千五百人——史称“文永之役”。

朝廷得报后大喜若狂，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然而年轻的北条时宗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冷静分析了形势之后，他认为元是大过日本百倍的大国，不会因为一次战役就受到重大损失，停兵罢战。于是，他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六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充当预备役士兵，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保衞国家，加强军备建设，并组织民夫修建环绕博多湾的坚固石堤。同时，他对各国武士也作出了细致的分工：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抗战；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初战失利，忽必烈恼羞成怒，一方面重整旗鼓，准备二度入侵日本，另方面也继续派遣使臣，想要说服日本投降。然而北条时宗的态度更为强硬，建治元年（1275年）九月，他在龙之口处斩了元使杜世忠，弘安二年（1279年）七月，又在博多处斩了元使周福和栾忠。

看这些可怜的掉了脑袋的使臣的名字就可知道，他们不是汉人就是高丽人，而根本不是蒙古人。事实上，忽必烈先后两次派遣大军进攻日本，主力部队都是南宋的降人和高丽人，真正安插在其中的蒙古兵寥寥无几——想想也是，要蒙古兵横渡大海，那还不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吗？

【●弘安之役和幕府的衰败】

1279年二月，元朝灭亡了南宋，完全统一中国，势力更为强盛。到了1281年，忽必烈再次下诏东征，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朝鲜出发；一路由范文虎率领携带农具、稻种的十万江南屯田部队，战船三千五百艘，从扬子江口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作战部队主管作战，屯田部队在被占领区屯田，以为长久之计。

六月初，负责作战的元东路军进展神速，不待江南军到来，先绕过了对马和壹岐，直接南下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然而因为日本幕府方面预先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博多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使得元军的战舰在到达日本近海时，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好停泊在海面上等待时机。

在停泊于海上的一个月里，元军进行的几次强行登陆作战都宣告失败，并且一直遭到河野通有、草野四郎等人所组成的海上敢死队的袭扰。这般的船上作战，全靠个人水性和武力的拼斗，元军的步兵集群战术根本无从发挥，因此双方互有损伤，谁都无法真正改变战局。元军被迫退到肥前的鹰岛，等待江南军赶来会合。

六月底，元江南军的先遣部队攻入壹岐，七月初，南北两军终于完成汇合。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七月三十日，元军再次遭到台风的猛烈袭击，兵船大部分沉没，生还者还不到十分之一——这次对日本的失败远征，史称“弘安之役”。

元军两次来侵，都因为台风骤起而遭到惨败，这只能说明忽必烈敌情搜集和出征的准备不充分，以及指挥官不知天时风候，颟顸无能。然而在日本方面看来，两次骤起的台风如有神助，因此尊称为“神风”，认定日本岛国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就是这种愚蠢而骄傲的心理，六百多年后让他们欲哭无泪。

拉回来说欢庆胜利的幕府吧，战争虽然打赢了，敌人虽然退去了，但幕府却从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元朝是如此庞大，随便发动一两次远征，扔个数万人，对国民生计不会造成太大影响，而面对这样的敌人，数年来积极备战的镰仓幕府，却已经库房空虚，财政紧张了。

更要命的是，战斗既然打赢了，总该奖赏有功之将吧。按照幕府的传统，御家人应当一心“奉公”，而幕府要公平“恩赏”，恩赏的内容则不外乎土地和庄园。比如“承久之乱”的时候，北条泰时就流放了大批公卿，没收其庄园和土地以赏赐有功的御家人。然而这次打的是防御战，根本没能获得新的土地，又拿什么来赏赐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九州武士呢？

幕府无力行赏，御家人们或许可以暂时咽下这一口气，然而这些御家人自己也有一族郎党，有家来，有临时拉出来的领地上的农民，不可能要求这些人也都秉持着对幕府或主家的忠心不要赏赐。于是御家人只好大量侵占公地来达成奖赏臣下的目的，这些新被侵占的土地和庄园，并非幕府恩赏，也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承认，是独立于幕府经济体系之外的。就这样，幕府对御家人和对全国大小庄园的控制力开始减弱。

饶是如此，仍有大批武士破产，而相对的，“百姓名主”中倒有相当数量因为发战争财而上升为武士阶层。这些新武士和旧的御家人不同，和镰仓幕府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主从关系，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产品，经常阻碍幕府对年贡的征收，甚至武装袭击和夺取运送年贡的车队。当时称这些新武士集团为“恶党”，恶党首先出现在近畿地区，逐渐蔓延到日本各地，甚至很多不满幕府统治的地头和守护也逐渐与恶党们暗中勾结起来——后来声威赫赫的楠木正成，其实就本是河内的恶党头子。

以上所述，都是“文永·弘安，蒙古来侵”给日本社会造成的不安定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旧已有之，因为战争的刺|激开始泛滥并且日益严重。此外，日本家族制度的变更，也给幕府统治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古代家族，表面上看是属于家名继承制，实际上则属于诸子析产制，也就是说，一门总领世代相传给嫡子（没有嫡子的情况则另论），并且只传一人，然而老子隐居或去世，名下财产却是平均分配给各个儿子的。本家的一门总领挂个家督的空名头，他的实力未必比得上那些分家，分家只是在家族完整的前提下听命于总领而已。

因为这样，所以御家人的领地经过很多代以后越分越细，就算分家没有离心倾向（打败元军以后，基于财政上的考虑，这种离心倾向其实是越来越严重），一百头羊集合在一起，也比不上过去的一头狮子。于是很多家族就逐渐从诸子析产制向总领继承制方向转化，也即老爹隐居或死后并不分家，财产都是一门总领继承人的，别的儿子都得靠这个新总领来养活。

为了保持御家人的活力，镰仓幕府鼓励这种新的转变，而在执权北条氏内部也加强得宗专制，事实上，从北条时赖直到镰仓幕府灭亡，一共有十二名执权粉墨登场，但是握有实权的却只有出身得宗的时赖、时宗、贞时与高时四人而已。

然而北条氏可以这样搞，别的家族若也这样搞，势力就会越滚越大，甚至逐渐强大到足以和北条氏相抗衡。这种继承制从诸子析产向总领继承方向的转化，事实上经过了漫长的近三百年才得以彻底完成，新旧轮替所产生的动乱先后搞垮掉两个幕府——第一个，就是镰仓幕府。

【●霜月骚乱】

对抗元军入侵的战争耗尽了幕府的资金储备，幕府不但无力奖赏在战争中有功的御家人，甚至连战争时御家人所花费的军饷都无法报销，许多御家人因此而破产——这虽然相当无奈，却也是情理中事。然而，事实上幕府资金储备的相当数量却并非消耗于战争，而是为了祈祷胜利，寄存在了各地的神社、寺院中，这才是真正使御家人愤慨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