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光将军和幕府机构】
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本是德川家康的第三个儿子,因为长兄信康被织田信长逼迫自杀,次兄秀康很早就被过继出去,所以最终轮到他继承为德川氏的一门总领。秀忠的正室夫人名叫阿江,乃是浅井长政和织田市姬的第三个女儿,也是大坂城内实权人物淀姬的亲妹妹。且说阿江夫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家光,次子为忠长,如同反覆上演的历史故事一般,母亲偏爱少子,一直撺掇将军秀忠废黜家光的继承人地位,而以忠长取代之。
阿江夫人所以不喜欢大儿子家光,是因为家光降生后,爷爷家康认为如果孩子和母亲过于亲近,将会养成软弱的依赖性格——淀姬母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坚持把婴儿从阿江夫人怀中抱走,交给亲自挑选的乳母阿福抚养长大。因此阿江夫人和家光的母子之情非常淡漠,对自己一手养大的次子忠长则宝爱有加。
家康去世后,阿江夫人就开始撺掇秀忠将军废长立幼。但一则不敢违背亡父家康的意愿,二则家光的乳母阿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秀忠最终仍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提前宣布退位,把将军宝座让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家光。
宽永三年(1625年),已经退位的德川秀忠领着家光将军入洛参觐,秀忠受封左大臣,不久后进制太政大臣,家光则受封右大臣,不久后进制左大臣。宽永九年(1632年)元月,德川秀忠去世,当年十月,大权在握的家光将军以兄弟骏河藩主德川忠长患有疯病为名,剥夺了忠长的领地,将其软禁在上野高崎城中。忠长随即忧愤自刃,享年二十八岁。
兄弟相残的悲剧,即便在太平盛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且说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最为宠信的有老臣酒井忠世、土井利胜、松平信纲等人,以及一代女杰春日局。春日局就是家光将军的乳母阿福,本为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之女,她因为和将军亲如母子,又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帮了家光很大的忙,所以等到阿江夫人去世、德川秀忠退位以后,她成为了“大奥”实际上的领导者——所谓“大奥”,就是指将军的后宫。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佈,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半岛,终于求得了和睦协议。庆长十二年(1607年),也就是家康退隐幕后的第三年,朝鲜使臣吕祐吉来到日本,向幕府呈递国书,此后每次将军换代,朝鲜都会派来“通信使”,以重申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江户幕府作为对朝主要联络官的乃是对马岛的宗氏,这一家族历史悠久,因为距离大陆最近,所以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宗氏数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对马岛上,从未遭到改易。
宽永十二年(1635年),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亲政的第四年,宗氏的家臣柳川调信突然向幕府揭发,说当主宗义成在和朝鲜联络的过程中曾经篡改过国书。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幕府立刻展开周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宗义成确实曾经修改过幕府向朝鲜递交的国书中的署名。
朝鲜李朝为中国的藩属,其君主称号为“国王”,所以在与日本交往的时候,也希望双方平等建交,日方国书最后署名“日本国王某某”。在朝鲜人想来,天皇什么东西咱们不清楚,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可是受过明朝“日本国王”封赐的,现在的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氏的事业,当然也就是明朝下属的一位国王了。然而幕府并不了解朝鲜人的想法,德川秀忠在位的时候,国书后面只署名“日本国源秀忠”,宗义成感觉不大好办,就去恳求起草国书的僧侣金地院以心崇传,请他改个署名。
以心崇传对此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于是模棱两可地写了个“日本国主”。宗义成不敢再提要求,就擅自把“主”头上的一点抹掉了,改成“日本国王”。
幕府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一事件,以后再写国书应该怎样署名。讨论的结果是以两国邦交为重,宗义成赦免无罪,柳川调信擅告家主,为人不忠,流放出羽国津轻郡。然而“日本国王”之称,似乎坐实了日本乃是中国的藩属,有辱国体,此后国书署名一律改成“日本国大君”。在日本人想来,自己名义上的君主乃是天皇,天皇和中国皇帝是平起平坐的,幕府作为天皇的臣子,实际管理日本列岛,可称“大君”,以与朝鲜国王平起平坐。
不过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说“大君”的称呼其实比朝鲜国王要矮上一头。因为朝鲜的王子大多封为某某君,其中嫡王子称“大君”,幕府将军若也称“大君”,那不变成朝鲜国王的儿子了吗?况且,大君之名源出中国古书,本是天子的别称,也容易和日本天皇相混淆,不如仍改为“日本国王”为妥。
提出此议的乃是江户幕府中期的着名思想家新井白石,他的建议得到了第六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宣的赞同,于是自此以后,幕府所签发的日本国书之署名,就正式变成“日本国王源某某”了。
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关系一直都很良好,贸易往来不断,尤以对马的宗氏得到朝鲜李朝同意,每年派出二十条贸易船,收入相当可观。幕府还想通过朝鲜恢复与中国的邦交,然而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日两国间的官方贸易受到极大限制,民间私商倒是熙熙攘攘,甚至当明清之交,很多明朝遗臣都航来日本,大多居住在北九州地区,对于江户幕府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之确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末大将郑成功还一度想把日本当作复国的基地,甚至提出向江户幕府借兵,还好此事并未成功,否则郑成功怕会前门据虎,后门引狼。
除中、朝两国外,德川家康时代就大力发展同吕宋、安南、柬埔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邦交,同时还颁发给前往这些地区的贸易船“朱印状”,以证明他们并非倭寇和海盗。日本人因此大量移居东南亚各地,一个名叫山田长政的日本人还曾一度成为暹罗国王的宠臣。
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从十五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土着尚氏所控制,尚氏向明朝称臣,受封琉球国王。因为琉球的贸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庆长十四年(1609年),急于挽救财政危机的萨摩国大名岛津家久就侵入并占领了琉球国。幕府承认岛津氏对琉球的控制权,但岛津氏也很鬼,并不废黜尚氏国王,让他们仍以藩属的名义向明朝进贡,从而得以通过琉球国和明朝展开官私贸易。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军国化的日本才真正吞并琉球王国,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冲绳县”。
【●禁教和锁国】
江户幕府的所谓“锁国”,其实锁的是南蛮贸易。丰臣秀吉在世的时代,就曾经下令严禁天主教传教,勒令凡日本国人都不得信奉这种异国邪教,等到秀吉去世,德川家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一开始并没有重申禁令,不仅如此,他还优待新近航来日本的英国和荷兰商人。家康曾经任命英国航海长威廉·亚当斯作为自己的通商顾问,赐予三浦半岛二百五十石的俸禄,亚当斯因此跻身幕府旗本之列,并且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三浦按针——按针在日语中有领港、领航之意。
在德川家康类似举措的鼓励下,各地诸侯也纷纷大力发展南蛮贸易,伊达政宗就曾派家臣支仓常长前往欧洲,谒见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要求通商。据说常长本人因此直接得到教皇的洗礼,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但是新教国家英、荷与先期航来的旧天主教国家西、葡之间矛盾重重,前者因此在家康面前大进谗言,说天主教传教士乃是妄图将日本变成殖民地的西、葡国王派来的间谍。家康本就不满天主教宣扬上帝万能从而淡化世俗领主的权威,进而看到很多九州诸侯通过与西、葡等国通商获得了大批物资和武器,认为如果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将会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恰巧就在此时,发生了着名的“冈本大八事件”,促使家康颁发了禁令。
且说庆长十五年(1610年),肥前日野江大名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将耶稣号击沉,晴信以此向幕府表功,并且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希望大八能够帮忙进言,恢复有马氏的旧日领地。然而冈本大八接受贿赂却不肯办事,有马晴信越等越急,愚蠢地直接越过大八去催促本多正纯——贿赂事件就这样暴露了。
幕府将冈本大八打入大牢,严刑拷问,大八反咬一口,供出有马晴信勾结传教士和西、葡商人的诸多不法事。于是幕府将冈本大八以火刑处死,将有马晴信先是流放到甲州都留郡,进而勒令其切腹自杀——身为天主教徒的晴信不肯自尽,命令家臣将自己刺死了。
以“冈本大八事件”为导火索,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反感变得更加强烈,不久后就下达了第一次“禁教令”,在幕府直辖领地和有马氏的旧领中严禁传播和信奉天主教。庆长十七年(1612年)八月,禁教范围扩大到日本全国,各地教堂陆续被破坏,日本籍天主教徒纷纷遭到逮捕,被强迫改变信仰。不肯改变信仰的教徒遭到游街、流放和处死的命运——其中一百四十八名被流放马尼拉,包括着名的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内藤如安等人。
到了元和二年(1616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颁佈了第二次“禁教令”,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迫害,很多人因为不肯改变信仰而被活活烧死,史称“大殉教”。元和六年(1620年),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锁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