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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4年1月底，东北军已经取的的东北防御作战的彻底全部胜利，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被连根拔起逐出了东北。此时张学良的东北一系已经彻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决裂，蒋介石恼怒之下已经下令停止向张学良的东北军调拨每月的1000万法币的军饷，而张学良也毫不客气接收了东北的国民政府中央税务机关，驱逐了包括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南京政府在东北的所有官员，停止向关内运输燃油、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顺便还关闭了东北和国统区的所有通道。双方从1933年底便在公众媒体上整日唇枪舌剑争辩不休，一个指责对方“拥兵自重、破坏统一、不听政令”；一个怒斥对方“下令丢弃国土、何来脸面面对国人和孙中山总理之灵”，但是两方一个忙着对付中共红军，一个忙着于日军交战，从而辽阳会战期间东北军几乎没有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交战，只是与阎锡山、韩复渠所部发生了几起“摩擦误会”。辽阳会战后，张学良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

1933年11月，当东北会战打响的时候，中原大地也再度硝烟弥漫。蒋介石一边命令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渠所部严密监视绥远、察哈尔、平津等地的东北军动向，一面则同时调集70多个国民军精锐师共计一百多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处于江西南部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50万军队、200架飞机重点进攻中共苏区的心脏——瑞金。在法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推进战术，在当地调集大批民工修筑大量的工事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试图将中共苏区的红军聚歼在赣南地区。

此时刚刚于二月结束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战役的中共红军虽然其军事领导者毛泽东已经被王明等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但是仍然在周恩来、朱德等将领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下的指挥取得了最终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胜利，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3个师，俘敌一万两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并且使的自身军队发展到了33万多人。但这却是一场惨胜，此时中国共产党三大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只有湘鄂赣根据地取的了胜利，其他两处根据地由于与国民军实力悬殊以及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指挥而导致反“围剿”作战失败，从而使的中央苏区——湘鄂赣根据地日益孤立。

1933年春的时候“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却得到了全面贯彻。而此时国际上的情况更加迫切，欧洲的德国纳粹党已经上台，希特勒于1933年3月当选为德国总理，德国军事实力在其大力推动建设下一日千里迅速膨胀；东亚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与其一起在东西两端威胁苏联的安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抢在苏联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前取得本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扩大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的阵营和力量对抗东西方的帝国主义。此时连续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让中共内部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产生了轻敌和自大骄傲的情绪。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顽固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命令，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令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普遍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等活动，结果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大部分被暴露从而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到了1932年初只有三千多人，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并叛变，使的中共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将中共党内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迁入了中央苏区。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仍然执迷不悟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等人并否定其的正确军事思想，甚至临时党中央还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完全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中共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就错误地判定这次战役是“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同时他们过大地高估了红军此时的实力，认为到了和国民党军最终决战的时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国土”的口号，命令三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全线出击主动攻击国民军的碉堡工事阵地，红军艰苦作战至1934年1月，损失巨大但是毫无战果。博古等人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军主力集中突破国民军堡垒线，驰骋于苏折皖赣威胁国民政府心腹重地从而逼迫国民军回援，从而可以乘机粉碎国民军的‘围剿’”的正确主张，却号召红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国民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再次遭到伤亡巨大后，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到湖南消灭之，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是仍然被博古、李德拒绝。结果红军浴血奋战至9月，伤亡惨重，不但没有打退蒋介石的“围剿”还将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险的境地。

10月，中国共产党临时党中央被迫决定将此时红军主力仅剩的8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陈毅、项英率领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中共红军长征后，经过数番苦战突破蒋介石设下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全军只剩下三万多人。此时博古、李德决定向湘西转移，蒋介石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军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了重兵。危机关头，洞察若火的毛泽东强烈建议全军向国民军势力较弱的贵州前进，此时已经被惨败惊醒的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不再信任博古、李德等人，纷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2月，中共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巧妙地将蒋介石的堵截部队甩在了湖南。

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和战略思想；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共红军新的最高统帅“三人团”取代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的原先的“三人团”。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内的统治，重新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

而远在沈阳的张学良知道了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不由大喜，心里道：中国红军终于又到了毛主席的指挥下了，而不是那昏庸无能的张国焘、王明、博古以及李德那个德国鬼子指挥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火种终于得到了保存。

此时遵义会议后，虽说红军重新处于了军事造诣极高的毛泽东的指挥下了，但是毛泽东此时接手的红军处境及其危险，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全国其他零散部队加上长征开始时候断后的陈毅和项英率领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已经从当初三十多万人锐减到了三万多人，且处于了穷山恶水和百万国民党各派系军队的团团包围下，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在这时，1月25日在遵义的中共临时党中央却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文。

“毛主席，您看，这是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真是出乎意料，张学良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仅仅是因为他说的同情中国共产革命吗？但是他也是属于蒋介石的资产统治阶级的呀！”讨论会议上，此时中共红军最高统帅“三人团”之一的王稼祥疑惑道。

毛泽东静静地吸着卷烟凝视着手中的电文，眉头拧成了一个结，袅袅青烟在他饱经风霜的面前升起。

“从张学良拒绝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张学良是一个爱国的拥有新时代民主思想的将领，而且他也没有反共的思想。”周恩来中肯地道，“他建议我军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建立根据地，我军主力北上建立三路方面军汇合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议很有创意呀，这条路也很符合我军和我党现在的现实处境，似乎也是我军和我党的唯一出路。而且张学良承诺将帮助红二十五军在甘肃、陕西和绥化交结处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并且通过绥化道路支援我党我军。这些都利于我党我军的发展呀。”

“如果按照张学良的提议，我军全军北上，虽说比南下路线更加稳妥，但是万一这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合起来的阴谋，那我军和我党岂不陷入绝境。”王稼祥略有点不安道。

“恩来啊，你认为呢？”毛泽东开口道。

周恩来稍沉默了十几秒，“我相信张学良是真心想帮助我们的。”他微微动情道，“就凭他最后这一句‘一切所为都是为了中华民族’，我相信他是诚恳的。”

毛泽东沉默了半晌，起身道：“好！希望这个张少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在得到中共的回电后，张学良心里一阵激动，终于能和中共接触上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张学良大手笔极其慷慨地向陕甘宁地区的红军第25军赠送了大批武器弹药，帮助其建立并巩固新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在中共和张学良来回雪片般密切的电文交流中，毛泽东看过张学良关于接下来他对“中共三路红军去向以及如何击破各地国民军阻击”的详细军事建议顿时感慨不已，尤其对其中“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国民军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出包围圈，然后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的战略转进预测计划建议更加惊叹不已。毛泽东微微激动地对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感叹道：“这个张学良，年纪轻轻，但是军事造诣真是非凡，战略目光和战术手段都是无人望其项背！红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几乎都在他的这些预测中，很多设想和我简直是不谋而合，有的想法更加是大胆新颖。张汉卿，真不简单哪！难怪可以与日军血战一月歼敌十万，当真是国民政府中不可多的的军事将才呀！堪比当年的蒋百里先生了！”

要是张学良听到毛主席这样评价他，估计要无地自容了，因为他的这些所谓的“红军战略转进路线预测和建议”都是历史上毛主席本人在逆境中一步步摸索独创出来的，完完全全是剽窃过来的。不过张学良也不是为了卖弄，而是提前暗示给中共领导人为了他们在接下来的长征途中少走一些弯路而已。

在张学良超前的“军事思想谋略”的启发指导下，毛泽东率领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9月同已经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陕甘宁胜利会师。第二年的8月，红军另外两大主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突破蒋介石的重重阻击封锁到达陕甘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随后数年内，在东北政府的支持下中共红军逐渐在陕甘宁地区扎根立足。至1936年底，中共红军主力加上南方游击队，总军队人数已经达到10万余人，根据地控制区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余万。中国已经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府、中共苏维埃政府三股势力的三足鼎立状态。

1934年初，东北战事的彻底失败让日本列岛震动不已。对广大平民，日本政府采取舆论媒体欺骗手段，将失败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武藤信义的错误指挥上，将武藤信义塑造成了“日本近代第一无能大将”；东北军的伤亡也在日本官方数字中扩大到了十万，而日本军队的自身伤亡数字则缩水到了三万，日本政府在国际上则宣布“东北战事”是“没有完全达到全部战略胜利的有限胜利”；同时日本陆军部以陆相白川义则大将为首的一批陆军高层下台，日本政府和军部主和派的一大批官员受到了已经对主战派高层丧失信心的日本天皇的赏识而高升。一时间日本军政高层大换血，互相之间暗流涌动。

1935年3月的东京上野公园。遍地白霜，寒风凌厉。

公园的中央广场被数千身着野战服的附近日本军队各部纷杂的士兵密密麻麻拥挤着，一有路人经过便被驱赶走，寒风中所有人都抖抖瑟瑟缩着头。会场的中央高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太阳旗，下方是在东北会战中毙命的三个中将师团长的黑白照片，在场集会的所有的官兵都臂缠黑纱。

台上，主持仪式的一个中尉军官高声喊道：“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承认已经失败呢！政府和军部的那群胆小的饭桶怎么对得起满洲的三万皇军忠魂和天皇陛下！”

下面的低级官兵们一起乱哄哄地附和。

那个中尉突然取出一把小刀，割破手指让血流出滴进台上摆好的碗里的烈酒，周围的十几名低级军官也纷纷这样做，最后慷慨激昂地大喊道：“一定要为渡边将军、多门将军和稻叶将军报仇！”说罢一起一饮而尽。

周围的将兵们一起喊道：“誓卫天皇！誓卫帝国！开疆拓土！九死不悔！”

“嘘——”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十几个接到市民报告的警察和百来名宪兵匆匆赶来，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挥舞警棍：“解散！全体解散！不得集会！不得发表这些宣言！”现场顿时鸡飞狗跳，立于高处的一个日军低级军官火上浇油喊道：“打死这些腐败无能政府和军部的看门狗！”顿时“群情激昂”的士兵们一拥而上和宪兵警察扭打作一团。整个上野公园一片乌烟瘴气。

这样的闹剧在东京，在日本各处不停上演，“热血”的日本军队低级官兵，以“皇道派”为主，不停发表发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演讲，怂恿鼓动人们推翻无能的政府，然后结局就是和赶来的宪兵警察扭打作一团。氤氲密布的东京上空隐隐蕴藏着一场暴雨的来临。（注，皇道派：日本军队中的“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更是迫切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他们主张发动政变刺杀大臣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批人被称作“皇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