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突的日军国方支队被迫停顿下来等待援军，但黄显声部却也不会傻傻的按兵不动。

于是，等到来自野炮兵第一零一联队的2门105公厘重野炮终于克复了人为造成的崎岖道路，出现在国方庆三大佐面前的时候，重整旗鼓的日军却错愕的发现面前的中国军人已经在过去的22个小时内彻底消声灭迹了。

虽然让当面的东北军给跑了，但国方支队好歹是攻克了临颍，逼近了许昌这个正县南翼的重要节点。

受到第一零一师团在临颍之战中的遭遇的启发，华北日军忽然发现与其一味在中牟、开封与西北军交换伤亡，还不如集中力量攻打战斗力稍弱的其他中国军队，从而实现侧翼包抄，抢先夺取正县，进而打通平汉路并将参战西北军乃至整个冀鲁豫战区数十万中国军队全部封闭在正县-荥阳包围圈内的设想。

正是被一战解决河南问题的美妙前景耀花了眼，因此，不管第五师团也好、第卅五师团也罢，甚至包括之前已经押上全部四个步兵联队的第一一零师团都开始转移了攻击重点。

然而在攻击中重新修正攻击侧重是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的，因此，当日军重新加大对许昌、新郑一线攻击的时候，上述地区的第二、七、八军团及第三集团军的主力已经相继撤至正县外围的既定防御阵地，只留下少数迟滞部队把守的阵地让日军“接收”日军各师团主力转攻许昌、新郑除了没有达到击溃中方主力的既定目标外还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地方，那就是给了开封守军以更多的撤退时间。

正当第五师团和第一零一师团两部日军在许昌火车站会师之际，第二二九师的掩护部队也正大踏步的从运粮河东撤回中牟。

等到一拳打空的日军回过神来再想联合孤军奋战的第卅六师团合击中牟之线中方阻击部队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陇海线开封至正县段全面爆破的冲天烟尘了至此中方称为“第二次兰封战役”、日军称为“第四次豫东会战”的大战宣告结束。

是的，中方是打不下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中方有12个“二字头”师遭到日军不同程度的打击，参战两个战区的其他部队也蒙受大小不等的损失。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光损失兵员一项便在15万人以上，另外还损失了37公厘以上口径火炮224门、各型迫击炮逾300门、防空机关枪及防空机关炮100余挺/门、各型战车70余辆、装甲车26辆、汽车及火车机车200辆/部、飞机132架，以及开封兵站库存的数百万发弹药及十余万平民的伤亡事实上，日军也打不下去了。

南线华中日军正在筹划长沙会战，在鄂西北、鄂西南又面临中方的反攻，因此，冈村宁次已经严令第一零一师团和第卅三师团在联合华北日军攻克许昌之后立刻返回湖北境内。

而华北日军则因为前期的损失及漫长的补给线等诸多问题，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据战后查阅日军第一复员省（即陆军省）的档案发现，在此次会战中，日军先后有8个师团参战，共计投入近20万兵力，光是从国内及在华侨民中就三度抽调补充兵，最终伤亡人数超过五万，其中因为中方大肆破坏交通线的缘故，相当数量的日军伤员是耐不住漫长的转运过程，死在后送的途中战役结束后，双方各自调兵遣将重新设防。

其中，日军便以第五师团沿平汉路于新郑、许昌、临颍一线守备，第一一零师团沿陇海路在中牟、开封等地休整，第卅六师团开至郾城、漯河至信阳间守备平汉路上各据点，第卅五师团撤回徐州、归德、宿县之线。

而中方则以第二军团退守新密、登封，第八军团扼守禹县，第三集团军控制北汝河谷地，第七军团调往黄河以北济源、孟县，第二军则在正县、荥阳设防。

由此，双方形成了新一轮的对峙。

若是仔细查看战区地图的话，就可以发现，虽然中方在此战中丢失了大片国土，但河南的形势却变得对中方有利起来。

日军被迫沿着漫长的交通线设防，其中陇海路沿线形势尚好，但就平汉路而言，日军同时面临中方东西两个战区的夹击。

就连即便形势较好的陇海路沿线，兵力窘迫的日军也无法立刻对铁道线两侧广阔的中方控制区实施进一步的攻击，更不要说守备兵力更加窘迫的平汉路、津浦路沿线了。

日军既然无法扩大占领区，也就无法立刻取得足够的人力来重建被损毁的交通线，而无法修补交通线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充足的补给来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役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中方手中。

当然日军是绝对不甘于陷入如此窘境的，因此，短时间的休整之后，双方必然迎了新的一轮大战。

为了应对必然要到来的战斗，中方很快作出一系列的调整。

1939年11月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發表一系列人事变动：湘鄂巴蜀战区司令长官张宾南回任西北国防军副总司令，战区长官一职由副司令长官刘文辉接任，同时任命王保元中将为湘鄂巴蜀战区副司令长官。

冀鲁豫战区更名为冀豫战区，司令长官马康转任蒙边集团军群司令长官，任命鄂豫皖战区副司令长官商震继任冀豫战区司令长官。

任命原蒙边集团军群司令长官陈友良中将继任鄂豫皖战区副司令长官。

晋察战区司令长官李过转任预备集团军群司令长官，原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升任司令长官，调原预备集团军群司令长官黄三喜接任晋察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参谋长朱绶光与副参谋长葛敬恩对调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