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25、26日两天，薛岳连发四封电报给坐镇衡阳的蒋请求撤退。

李宗仁也明确表现前线部队“困顿之极、无力再战”再不撤退唯恐“日军优势兵力全面包围”那就将会“动摇全局、置国家于危亡之际”作为前线指挥官的李宗仁和薛岳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但蒋却一再要求各级官兵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从某种角度来讲，蒋的坚持是有道理的，别看日军现在攻势如潮，炮弹炸弹不要钱的一顿猛砸。

但事实上，由于已经将大量的部队和军火运往了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华军火储备已经降到某种危险的程度，日军用于第二次南昌会战的弹药相当一部分都是从其华北、江浙一带的驻军中抽调的。

而且仗打到现在，日军的弹药也用掉了大半，平均下来，每门炮现在不足6发炮弹、每杆步枪只有10粒子弹，再打下去，日军就要举着刺刀冲锋了，中方不是没有转败为胜的机会。

然而日军是强弩之末了，可国军却已经再也撑不下去了。

根据薛岳和李宗仁的汇报，除若干预备部队尚且完整以外，一线部队平均伤亡达四成以上，诸如第廿八军、第六十二军、第八十五军、第八十八军、新编第一军、第九十一军、新编第三军等部的伤亡更是高达六成半，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的大溃败已经不可避免。

2月27日凌晨4时，第十八军军长罗广文向陈诚直接去电称：“十八军即将折损殆尽。”

2个半小时后，第卅一军军长贺维珍则在给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密电中抱怨道：“部队都打光了，拿什么去跟西北抗衡。”

接到贺维珍的电报之后李宗仁下定决心不顾蒋的阻止立刻撤退，于是他打电报给薛岳，电报内容只有三个字：“将在外！”

而白崇禧在考虑了整整1个小时后才去面谒正在吃早饭的蒋，话不多说，直接出示贺维珍的电报，蒋看后久久无语。

此时，陈诚、何应钦等蒋系大将也前来谒见，众人齐齐苦劝，蒋长叹一声，只好同意前线撤退。

实际上，在蒋同意之前，两个战区已经开始下令撤退，只是为时已晚，永修日军已经将新建以北、赣江西岸的中国军队尽数击退，南昌北面的包围打开了。

数以百计的日军乘坐橡皮艇络绎不绝的抵达东岸，使得南昌城内第卅四师团师团长秦彦三郎中将手中可用的兵力猛增，日军在南昌南线的反扑力度也随之增强。

2月27日上午7时，奉新失守，日军第卅九师团旋即向高安扑去，大有彻底截断第四战区各部后路的架势，而此刻在新建之高安之间狭小的通道中密集集中着中方6个军17个师65000万人的部队。

若是任由日军攻陷高安并进一步封锁锦江的话，上述华军将插翅难飞。

发现危机的薛岳只好严令第六十四军陈公侠部死守高安，又令第四十九军所属暂编第十三师罗哲东部、第卅七军第六十师李棠部、赣南独立第一师赵国义部死守梅岭以确保第十八军等部残存力量能及时撤过锦江逃出生天。

同日，日军石川支队在得到进一步支援后以一部牵制鹰潭、贵溪方向华军，其余主力越过余江、东乡开始向进贤方向进攻。

为了防止日军实现内外夹击，李宗仁命令第六十五军黄国梁部死守进贤，阻止石川支队西进。

又命陈牧农第九十三军及第七十一军所属新编第廿八师刘又军部会同散落在波阳、余干之线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残余力量加紧消灭日军石川支队留在鹰潭、贵溪方向的牵制部队。

李宗仁还再三致电第廿九军陈大庆部，命其拼死将南昌出击的日军阻击在丰乐、黄马、高桥、罗溪一线，以确保前线各部能从赣江以东、抚河以西狭小地区撤出。

在后退者杀的残酷军令下，第六十五军、第六十四军、第廿九军等部官兵只能自己的血肉一次次的挡住日军的进攻，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友军的生还。

战至2月28日下午5时15分，四战区前线各部在飞虎队战机的掩护下，大部撤过锦江，但用于阻击的各部已经伤亡殆尽，其中赣南独立第一师师长赵国义在西山殉国，所部只有150余伤兵撤过了锦江。

暂编第十三师师长罗哲东中弹重伤，是被勤务兵抬着才逃离日军的追击。

第六十师全军覆没，师长李棠带着7个参谋躲在梅岭深处4天后才找到机会溜出日军的包围圈。

第六十四军更是减员过半，团以下干部几乎全部更换一遍2月28日傍晚6时20分，进贤失守，粤军黄国梁部被迫分散突围，其中副军长曾友仁和第一五四师师长张浩东躲入军山湖区，靠着湖畔渔家的掩护才逃脱日军的追捕。

只是曾、张虽然侥幸逃生，但其余各部在日军的追击下死伤累累，尤其是在粤军逃过抚河之时，被追击的日军用机枪肆意扫射，抚河顿时化作血河，浮尸几乎堵塞河道，情况令人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