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产党西南局领导人的会面是戴季良在贵阳的最后一个行程，因此，在接见往王明三人之后，戴季良便在当日中午乘机返回兰州。

在离地一千三百公尺的云端上，戴季良给此次贵阳之行做了自我点评，在他看来，此行只能打上五十分，除了拉拢程潜、宋庆龄等人的工作略有起色及，其它大多是做了无用功。

然而，戴季良显然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及国人趋利避害的投机心理。

事实上，蒋军将领、中高级军官甚至黄埔、陆大生中并非都是对党国、对三民主义坚贞不二的信徒。

因此，在戴季良飞抵成都过夜的那个晚上，便有军事参议院军事厅厅长周维寅、军事参议院参议萧之楚、贵州防空副司令兼贵阳防空司令的张有谷、空军贵州军区司令晏玉琮、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刘安琪（黄埔三期）、军政部军法副司长罗又伦（黄埔四期）、运输司令部副参谋长潘裕昆（黄埔四期）、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高魁元（黄埔四期）、贵福师管区司令向凤武（黄埔四期）、空军总指挥部交通处长罗伟克（黄埔六期）等二十余名蒋军将校或偷偷摸摸或大明大白的向监管宪兵提出为国防政府服务的要求。

而在与戴季良会面时沉默不语的何应钦也在长考之后，同意向顾祝同、蒋鼎文、徐庭瑶、刘峙等老同事及侄子何绍周等人写信，以劝说蒋系残余军政力量接受国防政府的领导。

倒是在戴季良面前说要考虑考虑的陈诚，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显然是在戴季良面前使了缓兵之计。

至于政界人士也是一样，与戴季良谈话后的前国民党中执委、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与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立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及原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等国民党智囊在一段时间长短不同的考量、权衡之后，便在西北情治部门的安排下或先或后的加入所谓筹建国民新党（国民党中间力量派）的活动中来。

更有甚者，软禁当中的戴季陶、吴稚晖、李石曾、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及部分国民党高级政工干部事后也通过不同渠道得知戴季良曾来过贵阳接见蒋与拉拢国民党干部，自觉有些身份的他们便纷纷给戴季良写信，主动请求出山协助国防政府整顿国民党组织。

对此，戴季良也安排乐怡、复兴党秘书长陈鸿模等人出面组织彼等建立新党。

1945年9月，戴季陶等人最终组织起了国民力量党（国民党正统派）与国民革新党（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派别）、国民新党、李济深和宋庆龄等人组织的国民革命党（国民党中左翼）、国民行动党（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及由朱家骅等人勉力维持的国民团结党（国民党右派）一起将旧国民党彻底瓦解，不过这些就是后话了。

按下戴季良如何回兰州准备参加马斯喀特会议不谈，就在戴季良从成都飞回兰州的当天下午，东京日军大本营内，亲自从南京飞来求援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正在表情凝重的向与会者介绍当前中国战场的形势：

“眼下支那战事主要集中在广西、湖南等地：其中广西方面的皇军第四十师团已经被迫放弃河池之线的占领区，退回柳州、宜县方向实施守备。

而支那西北军第九军也已经进抵隆安、平果之线，对占领南宁、宾阳的第廿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八十八旅团形成了威胁。

湖南方面，常德战役后第六十八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八十三旅团全体玉碎，并导致独立混成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七旅团蒙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分别调往衡阳、湘潭、平江休整，再加上之前调往萍乡休整的第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

因此，在益阳方向直面支那西北军攻势的仅有第四十七及第六十四等2个师团。

在宝庆方向，也只有第一一六及第五十七等2个师团可用。

兵力分散、技术兵器奇缺，根本不足以击溃有备而来的当面之敌。”

“湖北方面，受到大别山方向的支那军牵制，英山、黄安方向的独立混成第八十六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无法转用于鄂中方向，而驻扎南昌、九江的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也无法进一步抽调力量向西增援。

因此，在孝感、孝昌、云梦、应城、汉川、沔阳及洪湖周边仅有第三、第十三、第廿六等3个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八十五旅团。反观支那军方面，有确切的情报显示，在不计小股游击部队外，至少有得到火炮及航空兵支援的3个军团6个军、12个师13余万人与皇军实现对峙。

从表面上看，皇军的力量并不逊于对手，战斗力更百倍于敌，但第卅四军判断，支那西北军还有1个大军级单位藏身于这3个表面军团之后，无论加之于哪个方向，都将导致皇军出现重大损失。”

“两湖及广西的战事虽然紧迫，但根本的危机还在华北。第十二军、第十五军虽然成功牵制了支那军冀豫、鄂豫皖、苏徐鲁豫皖等3个战区，但由于之前的损失巨大，因此，只能陷于被动的防守，一旦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譬如山东危机或河北危机，甚至山西危机，那么已经耗尽全部力量的华北方面军将出现不可逆转的颓势。”

“小林阁下。”

小林浅三郎的话音刚刚落到，参谋本部第七（支那）课课长市川良之中佐第一时间出面质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