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3日上午7时50分，苏北盐城北蒋村外的一座土地庙里，共产党中央召开了就如何回应西北国防政府要求第卅九集团军配合大反攻、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战后放下武器、放弃地下活动等要求，统一党内意见的临时扩大会议。

鉴于此次会议的结果可能关系到共产党未来在中国的政治前途，因此，除来不及赶回苏北的20余位中央委员外，共产党高层悉数参加，甚至连江淮、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的部分省委委员及军分区司令级别以上的军事干部也一并被要求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戴季良代表国防政府向共产党西南局提交的最后通牒，以及西南局就此对戴季良及国防政府态度的分析。

李克农坐下后，主持会议的任弼时站起来发言道：“同志们，国防政府这边已经明确了对我党我军的态度，那么我党也应该拿出一个明确的章程来应对。同志们，在这个决定我党未来的关键时刻，我仅代表党中央，敦请大家务必畅所欲言。”

中央工委秘书长王若飞随即站起来说道：“国防政府是西北军阀掌握的独裁政权，素来对于苏联，对于我党极度敌视，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消灭革命武装的企图。

不过相比蒋代表的国民政府，西北反对派显然更加狡猾，不但以《土地法》、《社会保险法》等小恩小惠拉拢农工阶层。

更以白色青年组织对抗赤色青年组织，借此隔绝分化我党的基础，还扶持了张国焘等叛党分子、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组织的伪马克思主义团体，达到鱼目混珠、混乱民众视线的目的。

更为可怕的是，西北反动派十分注重舆论宣传，常常利用掌握的广播、报刊發表污蔑苏联及我党的文章引导舆论，给社会各阶层造成极其不好的影响。”

共产党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脸色阴沉的站起来道：“目前形势对我党而已非常恶劣，英美两个世界大国已经承认了国防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莫斯科方面也因为英美的承认即将改变对国防政府的态度，这样我们就非常尴尬了。”

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叶飞对凯丰的发言很是不满，挺身而出道：“我们绝不能放下手中的武器，当年国民党反对派没有用武力做到的事，绝不能因为国防政府一纸最后通牒，就主动放弃了，就算苏联承认了国防政府也是一样。”

叶飞是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卅九集团军总司令陈毅的爱将，他的态度有很大程度代表了陈毅及军中将领的态度。

因此，等他一说完，共产党江淮省委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也跟着发言道：“反动派都是言而无信的，必须考虑到一旦放下武器而遭到敌人屠杀的可能。”

共产党山东省委委员、湖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潘复生也支持道：“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就没有停止过。

因此，抓住枪杆子是保障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更何况，眼下抗战还没有结束。”

“即便要放下枪，也要进行正式的谈判及保障了我党的权益之后。”

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卅九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在众人之后缓缓开口道。

“匆匆放下武器是绝不可取的。”

如果说叶飞等人的炮轰是代表了陈毅的某种倾向的话，那么作为军中巨头之一的谭震林的话更是代表了军队的统一意见。

“相反，我们还要积极的扩大我们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与西北军阀的讨价还价获得有利于我党的结果，就算因此，引起与西北军阀的战斗，也有足够的力量维持下去。”

在苏联被树为共产党工运代表和最坚定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邓发却恼怒地说道：“我们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谭震林指着邓发的鼻子骂道：“当初在苏区你杀了多少好同志，我看，你不是什么最坚定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是打入我党内部的敌特，现在还想破坏党。”

代理共产党总书记的董必武不得不干預道：“谭震林同志，意气的话就不要说了，现在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时刻，应该让所有人畅所欲言。”

话虽如此，但是在陈毅代表的新四军系统在党内独大的局面下，根本用不着陈毅亲自开口，会议还是做出了“坚持党的武装斗争路线”的决议。

至于国防政府要求共产党放弃地下活动的提议也在共产党敌占区工作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下，根本没有付诸表决。

唯一可以正式答覆兰州的，仅仅是“第卅九集团军将响应大反攻的号召，积极向敌伪展开攻势”。

当然，在明面上，共产党中央也决定切断与泰和国民政府的联系，不过这并不是承认了国防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而是为了满足扩大“解放区”及收编国民党残军的需要姑且不说共产党如何打算浑水摸鱼。

2月5日，戴季良对外發表主席令，将国防政府原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改组为国务院并将原各委员会改组为各部。

且另外单独设立海关总署、审计总署等机构，同时要求各驻外使领馆无条件接受兰州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