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华伦·史迪威之所以从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改任琉球前线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完全是因为其与兰州方面的矛盾激化的缘故。

没错，史迪威曾经与国防政府有个一段不错的蜜月期。

当年西北国防政府能突破国民党的阻挠，南下控制云南，动摇蒋政权的根基，就是勾搭史迪威，让其利用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下达的命令。

之后，西北国防政府武力推翻蒋政权，接管中国最高政权的过程中，史迪威也是暗中参与策划者之一，到后期，史迪威更是积极推动华盛顿承认国防政府。

因此，可以说，国防政府能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史迪威功不可没。

然而史迪威之所以不遗余力的帮助兰州，固然是因为其与蒋中正的性格冲突及其对蒋政权贪污腐败的不满，但根本原因在于，他希图全面控制中国军队为自己名声牟利。

而恰恰是在对军队的控制权上，戴季良与蒋一样，是不容外人染指的。

于是，史迪威与国防政府短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了。

国防政府掌握中央政权之后，戴季良便有条不紊的排除史迪威对军事指挥权的干扰，譬如，以提升杨森、张宾南、龙云、张自力、马康、王树常等人为大将（一级上将，四星将军）的办法，阻止临时军衔只是三星将军史迪威越权指挥等等。

随后又在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四星将军后，任命杨、张、龙、张等人为国防军元帅，以继续制衡史迪威的存在。

在军衔对抗初见成效之后，戴季良又明确规定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不能超越国防军参谋本部直接指挥华军作战。

旋即，国防军参谋本部又奉命对史迪威彻底封锁国防军的行动计划，只是若干战役发动后才通报史迪威知晓。

而在疏远史迪威的同时，国防政府却保持了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史迪威垄断中美之间交流通道、利用美援勒索中国政府的企图化为泡影。

史迪威也觉察到了国防政府的变化，但依旧不加收敛的对中国军事当局指手画脚，譬如，在华军收复滇西之后，史迪威依旧要求华军南下解放整个缅甸。

又譬如对大反攻开始后，多次指摘华军在鄂荆桂的行为过于迟缓，有保存实力的嫌疑等等。

除了發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外，史迪威还积极联络中国地方实力派，譬如，史迪威曾多次与东北军系统人士密会，多次發表要求加强东北军各部武器装备的言论。

又譬如，在白崇禧加入国防政府之后，与之进行秘密接触。

更有甚者，史迪威还与共产党方面公开交往，在苏北摩擦之后，發表“希望中国举国一致，共同抗敌”的声明，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这一切的一切，让戴季良对其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

1945年6月20日，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邀请，戴季良飞抵开罗与之会商，期间，戴季良明确提出撤换史迪威的要求和理由。

为了安抚戴季良，杜鲁门与幕僚协商后决定，将史迪威调往冲绳，由于，在中国军政界，呼风唤雨，制造了一系列事端的“四星营长”就此灰溜溜的滚出了中国。

按下史迪威会不会将不满发泄在中国远征军身上不提，开罗会谈期间，戴季良与杜鲁门并不仅仅谈到了史迪威的去向，两人还在对日战争胜利后的许多相关问题上进行了磋商。

是的，没错，磋商。

有人会问，美国必然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大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西方传统，杜鲁门有必要接受中国方面的意见吗？这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问题是，杜鲁门不是罗斯福，作为之前的美国副总统，杜鲁门在罗斯福政权中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许多具体的外交事务，以及为什么要达成这些外交共识的内幕，他都不甚了解。

因此，也无从继续执行，与盟国方面重新进行沟通也就有了必要的理由。

而对戴季良来说，杜鲁门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生疏，恰恰给了他从中渔利的机会。

这不，在两天的会谈当中，戴季良和杜鲁门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就长达11个小时，甚至可以说，中美随后达成的关于中美就朝鲜独立，中国领土完整，琉球归还、日本岛礁割让，东南亚民族独立，美国对华财政援助等罗斯福时代已经落实的及会议当中新近敲定的一系列协议，都是戴季良在面谈中一点一点的灌输给杜鲁门的。

6月22日，戴季良带着大量的胜利果实，飞回了国内，同一天，接到密电的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上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提出了约见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