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戴季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做的还不仅仅是人力资源上的准备。

这不，原西北银行行长、现任中国财金联合会会长、国储发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唐本楠正在向参加工业回迁会议的戴季良报告着：“主席，目前西北银行已经改组为中国国家储备与发行银行（简称国储发或储发行）仅负责宏观货币政策、法定利率调整、开业保证金及存贷款准备金收缴和监管、发钞、跨行最终清算、同业间及银行与相关行业间周转调度等一系列央行业务，不再具体经营与储户、信贷对象的直接业务。”

“不过为了适应战后国家重建需要，财政部、财金联合会和储发行共同设立了一系列的政策性银行，这些政策性银行包括负责向国内基础建设提供资金的建设银行、向农林畜牧和渔业生产提供资金的农业银行、向工商业提供贷款的复兴银行，以及重组后向国内铁路建设、航运企业提供贷款和担保的交通银行。此外，由原陕福公司改组后成立的华夏控股、中华投资、第一信托等主权基金及财金联合会下辖的军公教人员退休和医疗保险基金也会对国内工商企业进行倾斜扶持，借此对抗资金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

戴季良听罢之后，点评道：“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国内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业的快速跃进，从而在二至三十年内有序的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进而在未来进化为一个后工业国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国策，但在具体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片面的扶持出一个或若干个财团及财团联合体，以至于让大资本家们独占工业化的成果，我们要建立起全民共享财富的机制，不能人为的扩大阶级差距，使得中国的发展落入拉美模式的陷阱。”

看着眉头紧锁的唐本楠，戴季良补充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限制大企业的出现，事实上我很清楚，大企业才有底气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才能保衞民族品牌和民族资本，但是大企业的收益要允许大部分的国人分享，政府的投入也要有一定的回报。”

“主席的意思是？”

唐本楠思索了片刻，恍然大悟道。

“要建立有序的资本市场，推动工商企业广泛融资，在确保资方经营权的前提下，由国家和国民共同分享大企业的经营成果。”

“的确是这个思路。”

戴季良欣慰的回应道。

“这也许是一种社会主义，但绝非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国家没有力量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依赖商业机构完成人寿保险、医疗保险的时候，广大国民分享股票红利的意义就尤其重大。”

唐本楠点点头，将戴季良不能宣之于口的潜台词补完道：“国家主权基金掌握若干大企业的股票，对于国家财政赤字的弥补具有相当的作用，同时还能保证国家对大企业的控制，不至于导致某个阶层产生控制国家政策的想法（野心）。”

“短时间内，政策银行和主权基金要为这个目的服务，但是从长远来看，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

戴季良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的阻隔，思绪也似乎回到了另一个时空。

“等到实力壮大了，主权基金还是要走出国门的，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找从智力到实物的各种资源，等到那个时候，或许单凭主权基金还不够，我们还要建立起若干投资银行。”

唐本楠被戴季良描绘的宏大场景给震撼了，下意识的恭维道：“主席的目光远大，未来中国由主席治理，复兴之期可待啊。”

戴季良摆摆手：“马屁话不要说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资本实现这样宏大的目标吗？”

唐本楠想了想回答道：“世界银行已经答应提供1.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向我国政府提供6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再加上联总愿意提供包括车辆、钢轨在内的实物援助，维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平衡还是有可能的。”

戴季良笑道：“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未来的中国政府不需要财政平衡，必须采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才能更快的加速经济运行和工业化发展。”

唐本楠据理力争道：“大量资金涌入，只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发生。”

戴季良摇了摇头：“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大量发钞，而是广泛的进口各种机械和物资，你想想，重建一个国家并将其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是多么大的市场需要，再多的财政压力也能给予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