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8日凌晨，一名衣不遮体的年轻女士走进上海特别市蓬莱区警察分署，用泣不成声的语调，向在场的警察报告，自己昨夜遭到了3名美军的轮|奸。

由于事关美军官兵，蓬莱警察分署不敢擅专，立即向上级报告，结果一级传一级，很快惊动了雒阳政府外交部。

经雒阳政府外交部与美国驻华使馆的联系，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美国军车车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处很快就锁定并逮捕了嫌疑犯，根据审讯结果，3名美军士兵承认了酒后对中国妇女施暴，至此案情便真相大白了。

然而麻烦才刚刚开始，雒阳政府第一时间按《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要求美国军方移交上述罪犯，接受中国法庭的审判，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却以美国政府尚未签署《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和担心美军犯罪人员在中国监狱遭到虐待为由，拒绝移交3名犯罪的美国士兵。

对于美国方面干涉中国司法独立、试图继续保留不合时宜的治外法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当然表示了不满和愤怒，只是中美双方的交涉还在进行中，上海报界便全面披露了8.18案的侦探结果和美军拒绝移交犯罪人员的恶劣嘴脸。

在部分以反雒阳政府为矢志的政党及若干试图争取民心的政治人物的推动下，8.18案立刻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短短几天内，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岛等10余个城市爆发了反美游行，游行队伍高喊“美军滚出中国”、“中国不是美国殖民地”等口号在各地美领馆前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

中国出现的反美浪潮又被驻华外国记者传回了欧美，引发了美国舆论的不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便宣称道：“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美国政府给予了中国方面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但这个国家一点也不感恩，其背信弃义和寡廉鲜耻的程度几乎可以跟日本帝国相提并论。”

《华盛顿邮报》则称：“过去几天中国发生的事情表明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对美国的全球策略和在亚洲的利益而言，并非什么好事。”

《洛杉矶时报》鼓吹道：“从最近几天中国发生的事情来看，中国已经长大成人了，华盛顿该结束（向中国）喂奶了。”

《纽约时报》也提议：“华盛顿应该调整对中国的态度，以免在亚洲出现一个新的、危险性更大的日本帝国。”

而在日内瓦进行的美苏大使日常会晤中，苏联方面也突然提出：“如果英美两国放弃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并赞同（苏军撤出后的）奥地利实现独立和永久中立，苏军最迟可以在1947年3月之前全部撤出奥地利。”

受到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冲击，部分美国议员便提议杜鲁门政府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无偿军事援助和低息政府间贷款。

只是坚决反苏的杜鲁门很清楚，援助中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也很清楚，苏联方面突然在奥地利撤军问题上放软身段的根本原因，因此，才没有对国会山的声音做出妥协。

当然，杜鲁门政府也试图利用美国国会的声音对中国政府施压，借此要求中国方面修订《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中美商约》等中美关系中的纲领性文件。

面对陡然变味的中美关系，雒阳政府十分紧张，于是在戴季良的亲自干预下。

8月22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上同时发布文章称：“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美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心存感激。

并对战后美国政府继续帮助中国建设的姿态表示感谢，中国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大市场，中国将坚定不移的实现工业化。

这是中美两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共同的机遇”在给美国资本家以定心丸之后，顾维钧在文章中继续写道：“强|奸、轮|奸在美国也是重罪。

在保守的中国更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人生来是平等，并不因为罪犯是美国军人就可以享受到无罪的待遇，这不符合普世观点也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

而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引渡这3名罪犯，是根据属地原则，是合乎国际法的。

至于美国军方担心的罪犯受到虐待的可能，对此中国政府可以允许美国法律界人士随时观察他们服刑的情况。

事实上，就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我从个人角度来说，美国军方不应该纠缠在谁审理谁判决的问题上，真正该做的是为这3名罪犯找一个好律师……”

戴季良也迅速致电给杜鲁门称：“在蒙古进行的一系列战役中，中国武装力量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但若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的某些微小的不愉快而导致中国军队无法继续前进的话，不但整个地区形势都会发生惊人的逆转，就连整个自由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戴季良当然不是光说不做的，这不，在驻苏大使杨杰传回了苏方谈判的要求后，根据雒阳政府的回复，杨杰已经开始和贝利亚展开秘密会谈，讨论结束蒙古战争的可能性。

正是迫于中国政府软硬兼施的一系列手腕，美国杜鲁门政府于8月25日答覆中国政府，无意终止对华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