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扎赫瓦塔耶夫同志的控诉，是否可以认定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蒙古作战中犯有指挥上的失误呢？”

马利诺夫斯基是斯大林原本用来取代朱可夫统领苏军的备用人选，因此，斯大林并不想惩罚这位爱将，因此，才把责任认定拖至现在。

而在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眼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分明是替斯大林背了锅。

红旗蒙古方面军可是在斯大林的逼迫下才放弃最初的作战预案，主动越过数百公里的沙漠和草原向中国军队发起反攻的，结果顾此失彼，最终失地葬师。

但既然如今斯大林不想追究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责任，那么自己就要小心为尊者讳了。

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于是斟酌了片刻，回答道：“蒙古的问题是红军错误判断了中国人的坦克数量，这个责任红军情报局是要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

事实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已经非常谨慎的使用坦克部队了，除了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和第5独立骑兵军、坦克第214旅以外的红旗蒙古方面军的全部坦克部队投投入了赛音山达主战场，但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在面对中国军队将近1000辆坦克和突击炮时，依旧显得不足。

而中国人的坦克质量虽然略逊于T-34/76，但也有威力强大的88mm突击炮和127mm突击炮，再加上中国空军较短的袭击路径，所以最终才导致了第10机械化军和其他坦克部队的失利。”

斯大林点点头：“您说的不错，第10机械化军和坦克第75旅等部在失败前至少消灭了和他们总数相同的中国坦克，只是由于自身损失也比较大，才不得不撤出战线，但他们也成功的掩护了第36集团军的主力后撤，总的来说，是有功无过的。”

“至于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扎赫瓦塔耶夫同志的控诉，从总参谋长的角度来说，我只能认为这名同志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见斯大林满意，便继续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寻找替罪羊。

“我听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过，扎赫瓦塔耶夫同志曾向他保证，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一定履行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责任，战至最后一名官兵，但实际情况却是，扎赫瓦塔耶夫同志最终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率着步兵第66师、步兵第363师和第109筑垒地域放弃了阵地，以至于乔巴山一线彻底失守、已经赶到索洛维耶夫斯克的第2远东方面军的援军被中国军队挡在颐伦察布一线，进而使得中国军队在乌兰巴托的东面造成了巨大的危机，迫使第15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遗弃大量物资、装备，从哈腊艾腊格和曼德勒戈壁撤回乌兰巴托外围，若不是中国也因为缺乏足够运力和补给品的关系没有立刻向乌兰巴托进军，否则，蒙古战线将面临总崩溃的局面。”

听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把问题说得那么严重，斯大林的表情也凝重起来：“扎赫瓦塔耶夫同志曾在近衞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上，为解放里加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担任近衞步兵第一军军长、第一突击集团军司令员时也有不错的表现，他之所以在乔巴山一线失利，是不是也有兵力的确不足的因素？”

“根据红军情报部门对战局的分析，可以基本判断中国军队在乔巴山一线投入了1个坦克军和4个步兵师，后续又投入了4个1.1万人的二线师，再加上一些炮兵、高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中国人的总兵力约为15万人，因此，在每个局部都造成了绝对优势。”

发觉斯大林对扎赫瓦塔耶夫上将有一丝袒护的意思，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立刻降低了对这位集团军司令的攻击调门，强调己方的力量有限，敌人的实力强大，这样扎赫瓦塔耶夫上将的责任便从十分变成了三分。

“扎赫瓦塔耶夫同志能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率部坚持10天，保障第15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主力安全撤回乌兰巴托，最终还率领步兵第66师、步兵第363师和第109筑垒地域突出重围，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但他毕竟违反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命令，受到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大喊大叫向莫斯科喊冤，并不是一个合格指挥官应该做的事情。”

面对两名斯大林宠臣之间的斗争，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最终还是站在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一侧，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方是元帅一方仅是上将，更重要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要维护军中体制，容不得某人持宠而娇。

对于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进言，斯大林最终还是表示认同：“您说的不错，扎赫瓦塔耶夫同志既然违反了命令，就要受到处分，这样吧，我建议将他的军衔降为中将，调到中亚军区担任职务，第35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就由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同志接任吧。”

斯大林的话就是命令，对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并无异议，只是处分了扎赫瓦塔耶夫上将并不能免去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不利的责任，因此，斯大林忽然想到了当初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自己的报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曾经认为他的参谋长特罗岑科中将同志很不称职，我看，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判断还是正确的，赛音山达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跟特罗岑科中将同志无法协助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有关。”

参谋长只是协助司令员指挥部队的助手，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该司令员已经被参谋长架空了，否则哪有不处理司令员只处理参谋长的，但斯大林既然决定了，特罗岑科中将也就只能当做替罪羔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