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3日，被美国军方秘密释放的德国前西线总参谋长齐格菲尔德·冯·威斯特法尔骑兵上将、上莱茵河集团军司令官海因里希·艾伯巴赫装甲兵上将、德国国防军装甲教导师师长弗里茨·拜尔莱因中将等30余名德军中高级军官乘坐美军专机抵达了雒阳。

随即作为军事顾问加入由参谋总长马康直接领导的北疆战争后方协调小组。

正是迫切的想从这些具有北非作战经验的德军指挥官口中获取解决蒙古战事的灵丹妙药，戴季良才急不可待的赶回雒阳去，以至于连王丹萍的葬礼都顾不得主持。

其实，威斯特法尔上将一行并非是空前绝后的。

事实上，在英美方面默许的情况下，早就有超过600名的德国飞行机师和另外700名其他德国军事人员加入了中苏蒙古冲突中。

并有2000余名来自克虏伯、平治、亨舍尔、斯太尔的发动机设计师、制造工程师、材料工程师、高级技|师及1000余名来自西门子、I.G.法本的电子工程师、化工专家为中国教育部和中国军工企业所聘用，与30000余名来自日本的技|师、中高级技工一起，为中国战后工业化进程夯实基础、加速成长而贡献心力。

而在威斯特法尔上将之后，还将有超过3000名的德国武器设计专家、海军舰船设计师、意大利舰船设计师来华，可以说，除了被英美方面严格管控的德国原子能、火箭工业、喷气机人才外，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德国战败后的窘迫经济形势和外国高压政治环境，将所有看的中的技术人员打包带走。

某些不在重点战犯名录上的德军将校也可以通过跟美方以私下沟通的方式将其聘用为中国国防军顾问人员，唯一制约中国政府大肆在德意收罗工科人才的，只有中国本身的财力问题。

更让英美方面想不到的是，即便是英美以抢先逮捕的方式将德国核子工业、火箭工业、喷气机制造研发工业的相关人才收罗一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依旧依靠之前与帝国元帅戈林、党衞军高级干部缪勒等人的秘密合作，抢先一步获得了一部分关键性的资料和实物，就连宝贵至极的火箭及喷气机研究人员也多多少少有几名通过第三方转运的方式进入了中国。

说起来，德国军事和军工人才进入中国的时间，恰好是避开了在华犹太人离境的高峰。

从1936年开始，总数大约有27万名犹太难民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为此国际犹太组织向当时的西北国防政府提供了总数约300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注：国际犹太组织后来还向日本政府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详的巨额贷款）而这些犹太难民本身也带有部分资金和技术。

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助力。

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英美放开了对犹太人入境的限制，几乎90%的在华犹太难民纷纷甩卖资产后迁往美国和巴勒斯坦，剩下的10%的在华犹太难民也离开了中国内地，迁移到上海、天津、哈尔滨等东部大型城市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中国。

这就为中国秘密收留德国战犯和雇傭德军将领充当军事顾问提供了便利条件，免除了中国政府与在美国有着巨大话语权的国际犹太人集团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

是的，作为获得德国机密军事技术的代价，中国政府的的确确收容了包括党衞军旗队长桑德伯格尔、党衞军一级大队长海因兹·潘衞慈、盖世太保头目克里斯蒂安·科尔在内的超过1500名被认定犯有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的纳粹党徒和其家属。

这些人居住在中国西北一处不知名的小镇上，与世隔绝，除了戴季良身边个位数的核心人士和纳粹流亡组织高层人士外，就连张宾南和马康都不知情，是与中国核子武器计划一样属于秘密中的秘密。

不过呢，欠国际犹太人组织的钱还是要还的。

所以，中国政府与国际犹太人组织达成协议，以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及在独立的犹太国家成立后第一时间向该国提供包括150辆国产四号坦克、150辆日造轻型坦克、150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100架国产升龙驱逐机、200门日造大口径火炮、500门日造迫击炮、3000挺布伦式轻机关枪或其他仿ZB式轻机关枪、13000支MP-38冲锋枪及数量巨大的各型弹药在内的大笔军援。

并允许哈加纳、伊尔贡等巴勒斯坦犹太人武装派人来华学习操纵上述武器，借此抵消这笔巨额贷款。

当然，与3000万英镑相比，中国政府给予未来独立犹太人国家的军援是相对不足的。

因此，中国政府还同意在沈阳军工厂改造完成后，将拆解下来的部分日式武器生产线赠送给巴勒斯坦犹太人武装。

虽然比起德式、美式、英式甚至俄式武器，日式武器以落后闻名，但对于还刚刚起步的巴勒斯坦犹太武装来说是解决了有和没的问题，意义当然是重大的。

因此，面对中国政府的“善意”财大气粗的国际犹太人组织在没有确实中国政府的两面派手段之前自然是不会过分予以计较的……

说到沈阳兵工厂，之前还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由于8·20事变前，张学良来不及将自家拥有的东北各地田契、地契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