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原第二副参谋长白崇禧奉命转任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官。

同日原国防会议副幕僚长刘文辉去职。

4月9日，陆军副参谋长李汉魂奉命退出现役、出任北林省省长。

此外，同日还有联勤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王瘦吾、国防部人事司司长吕超、国防部教育司司长段树华、定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张义纯、定襄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吕瑞英、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周毓英、热河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唐式遵、北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孙殿英、大宁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王靖国、国防部总务厅副厅长青翰南等46名出身旁系的将官被勒令去职并转入预备役。

除了对部分始终离心离德的杂牌下手外，戴季良还对能力较差、思想保守的部分嫡系干部下手，短短一个半月内，至少有11名陕军出身的高级干部和6名西北陆校一二期毕业生被要求转入预备役到地方上工作。

4月19日，戴记军事集团的第一大将、总参谋长马康元帅因病去职，不过不要误会，戴季良并没有学斯大林对元帅们下手的意思，马康是因为视力下降，进而查出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而被迫修养的。

但戴季良并没有接受马康的推荐任命培模为代总参谋长，反而下令由马康在军内的老对头、中国驻日部队总司令陈峰涛大将为新任国防军总参谋长，牛策勋回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一职，从而拉开了国防军战后第三轮调整的序幕。

戴季良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自然引起了各界的议论。

只是此时，戴季良的威望依然在顶峰，尤其是175工程和第一个六年计划实施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日趋平稳，人民温饱得到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动摇不了戴季良的地位，再加上戴季良又适时收手，不再扩大清洗范围，终于稳定了国内的局面。

1952年5月9日，达赖离开拉萨，经由正在建设中的康藏公路出发前往内地，消息一经传出，国内新闻界立刻被吸引。

曾经一度对戴季良不利的舆论纷纷转向，盛赞达赖来朝是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的有力证明。

除了部分反对党控制的报章仍在酸溜溜的提醒政府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来妆点盛世外，朝野上下尤其是民间的普罗大众都认为“菩萨东来，系国家祥和之兆”而就在达赖的行程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赫尔辛基奥运会的选拔工作也在国内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戴季良本来也有意申办1952年夏季奥运会的，但1947年申请的时候，国内虽说不是民不聊生，但也百废待兴，根本没有余财来举办奥运展示中国形象。

而且当年申请异常激烈，在中国雒阳试图申请之前，已经有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雅典、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洛桑、费城、斯德哥尔摩、芝加哥等9个城市提出申请，中国既无财力又无奥运基础。

再加上距离欧美核心地区太远，不利于参赛队伍抵达和体育爱好者观赛，因此，在各种不利因素面前戴季良才主动放弃了。

不过戴季良依然想利用奥运舞台展示中国的新风貌，所以，在他的支持下，体育与文化部长王正廷便轰轰烈烈的在国内掀起了体育兴国的风潮来。

说到体育，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早在二十年代，上海就已经兴起了足球运动，而受到二、三十年代国内广泛盛行军国民教育的影响，强身类体育运动在国内十分吃香，一度成为强健体肤、健全精神、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必要手段。

不过与强身类运动相比，竞技体育因为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财力有限的缘故，所以发展的并不顺利。

直到战后兰州获得国家权力，并积极发展体育产业化模式，同时国家又实施赌牌制度遏止赌场泛滥（换一种赌法）竞技体育的发展才从军中扩散到民间。

此后，体育与文化部部长王正廷又积极推动有财力的地区建设体育场馆，并先后以国家名义举办了民国卅八（1949）年华东运动会、民国卅九（1950）年华南运动会、民国四十（1951）年全国工人运动会等一系列有影响的竞技比赛。

最终在今年，也就是1952年5、6月间举办了为赫尔辛基奥运会选拔人才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包括南洋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选手报名参加这一届的全运会，参赛人数史无前例的达到了3800余人，从中将选出130名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田径、游泳、摔跤、举重、球类等多个大项的比赛。

甚至为了表示对中运会及奥运选拔的重视，戴季良还特意委托副总统龙云前往上海主持中运会的开幕式。

什么？由龙云出面代为主持中运会开幕式，那么戴季良自己在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