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马鲁（Maloo）先生，很高兴在这裏见到你。”

1977年9月2日上午10点钟，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一家街头咖啡屋里，中国情报委员会特派员苏子敬伸手握住印度共铲党马列主义派。

“印度共铲党此时，分裂为三个派别，分别是印度共铲党、印度共铲党马克思主义派和印度共铲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其中印度共铲党和印共马克思主义派都主张议会斗争，目前分别在古吉拉特邦和西孟加拉邦执政，只有印共马列主义派认定议会斗争无法解决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和阶级矛盾，所以还在坚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

全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外联部部长伊萨克达·维卡斯·马鲁手如是说道。

马鲁的回应却有些令人尴尬：“其实我们也不想和你们联手，但是谁让形势逼人呢。”

的确，一个共铲党人却在国外会见自己祖国最危险的敌人，传将出去一定会对马列主义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甚至连带着印度共铲党其余两个派别的选情也会受到严重冲击，但正如马鲁所说的，彼此都有必须见面的理由。

对于马列主义派来说，1972年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胜利让印度人民党政权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生出了混一全印度的野心，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的成功也使得印度底层民众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而使得马列主义派的支持者急剧减少，已经动摇了武装斗争派的根据，迫使马列主义派必须立刻发动起义来挽回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然而环顾国际国内，马列主义派几乎孤立无援。

异端比异教徒更该死，所以马列主义派根本得不到印共其他两个派别的支持，而社会主义集团也因为苏联需要现任印度政府牵制美英仲的注意力而反对任何武力动摇印度国体的举动。

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局倒是愿意资助马列主义派在印度发动革命，但马列主义派内部却不愿意接受与民族敌人密谋的“罪名”至于海德拉巴、新德干联邦、孟加拉国、泰米尔共和国当权者都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培养的社会精英、要么对陈旧落后的种姓制度无动于衷，因此，也不会支持马列主义派的武装斗争，唯一能抽出手来支持马列主义派别的只有阿萨姆共和国的情报部门。

不过阿萨姆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中国政府的附庸，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中国情报部门的掌控，所以即便是阿萨姆共和国的情报部门愿意支援马列主义派搞乱印度。

阿萨姆人显然是被印度出兵扶持孟加拉独立的行动给吓的。

也需要得到中国方面的首肯，于是经过再三权衡和多年的犹豫，马列主义派还是最终决定和中国情报部门直接进行沟通，于是便有了这次看似普通邂逅的见面。

当然，之所以选择在科伦坡见面也是有讲法的，印度政府本来是支持斯里兰卡僧伽罗人政府维持对整个斯里兰卡统治的，但印度人民党政府通过分化手段以较小的代价击败巴基斯坦获得第三次次大陆战争胜利的结构让印度执政党迷恋上了阴谋诡计，于是为了破坏泰米尔共和国、海德拉巴王国、新德干联邦组成的中南印度同盟，印度人民党政府转而开始向泰米尔人示好，于是弱小的斯里兰卡僧伽罗族政权便被无情的抛弃了。

被泰米尔独立武装打得落花流水的斯里兰卡僧伽罗族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重新投靠中国。

由于担心美国政府产生不必要的担心，中国政府没有直接插手斯里兰卡内战，反而鼓动泰国政府以援助同信国家为名（注：泰斯两国都信奉小乘佛教）向斯里兰卡提供援助。

正是靠着泰国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斯里兰卡政府才得以成功的将泰米尔独立武装压制在了北部省及中北部省和东部省毗邻北部省的一小块区域内。

欲尽全功的斯里兰卡僧伽罗族政府自然还希望得到中国和泰国方面的军事援助，同时也是为了报复印度人民党政府对斯里兰卡的无情抛弃，所以异常上心的提供了场地，而之前印度政府对僧伽罗人的支持，使得很多印度人滞留在斯里兰卡境内，因此，马鲁的印度面孔出现在科伦坡街头也就不引人注目了。

“马鲁先生，看来你还是误会了。”

苏子敬请马鲁坐下，然后命扮做侍者的随员送上茶饮，等两边都只剩下记录员后，他笑着解释道。

“中国政府对印度并无领土野心，事实上，拉达克也好、孟哲雄和竺域也罢，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只是收回过去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东西而已，无非是大印度主义者认不清事实，无端在攻击中国罢了。”

苏子敬所说的是戴季良以来中国历届政府。

戴季良退休后，陈范卿做了两任八年总统，接下来政权转移到复兴党的同盟者中国青年党的手中，等中国青年党党首李璜完成四年任期后，如今在台上的又是复兴党人吴秀峰。

所以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宣传口径，至于扶持阿萨姆、海德拉巴、泰米尔、新德干，分裂印度的事实，自然而然被中国高层视若不见了。

马鲁也知道中国方面的借口很多，什么民族自决啦，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啦，什么土邦独立啦，总之，想要什么借口编也能编出来的，不过这也是马列主义派为什么愿意自欺欺人的原因之一，毕竟中国人的确没有侵犯印度一寸土地，他们拿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