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盛治少将虽然是正统的海军军官出身，但好歹也当了一年多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当然知道在战斗正酣时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不要说现在是白天，制空权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贸然后撤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并不利于后期的坚守。

因此，他的计划是利用夜色完成转进，不过眼下才上午8时15分，上海5月的落日时间大约是17:40分以后，所以还有漫长且煎熬的9个半小时在等着各路日军。

8时25分，日军佐世保镇守府第1陆战队第五大队所部退过走马塘，在黄兴路桥以南及加纳路沿线以街垒抵御华军的进攻。

5分钟后，吴镇守府第2陆战队第六大队也退过走马塘，依托石家浜、姚家宅、许家宅、马桥村等沿线村庄进行节节抵抗。

8时40分，宝山路上的日军开始往天通庵火车站方向退去。

与此同时，日军布置在虹口公园内的一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开始分批次转移。

然而让武田盛治少将想不到的是，日军的行动很快被华军所侦知。

距离虹口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直线距离不足500米的地方有一座三层楼高的教会建筑“鸿德堂”站在鸿德堂的三楼窗户口，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窦安乐路（多伦路）、宝山路，以及日军司令部大楼附近的动向。

当然，虹口公园的日军是从大连湾路（大连西路）的后门撤出的，鸿德堂内的交际处谍报员是看不清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向指挥部报告他目击处日军出现的变化。

在八十六军军长培模中将到位前担任上海市区战场指挥官的税警总团总团长叶挺中将。

说起来，戴季良并不愿意使用叶挺，一方面是其曾经染红、思想上有潜在的危险。

另一方面是叶挺长年脱离中国军界，根本就不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指挥旅、团作战都未必能胜任，逞论委以中将级的指挥权。

但怎奈何，张发奎和蔡廷锴联名向戴季良做了推荐，前者是雒阳牵制桂系和粤系的重要棋子，后者跟西北也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且十九路军有不少将领现在国防军中领兵。

因此，不能不给两人面子，所以，经过一番计较，戴季良最终任命叶挺担任税警总团总团长这一副军级的职务，以便有所交代之余，也不至于太过误事。

综合各处上报的战况，敏锐的觉察到日军已经开始了收缩。

于是在和参谋人员进行了紧急商讨后做出决定，以税警总团第二总队、第四总队各一部继续对天通庵火车站、日军陆战队司令部、虹口公园方向进行牵制作战。

但两总队应该抽调得力一部绕过战区向黄浦江畔挺进，以便抢在日军全面回缩前，对其实施分割包围。

同时，叶挺还命令，黄兴路-加纳路方向的税警总团第一总队抽调有力一部，沿其美路（四平路）、狄思威路（溧阳路）方向大胆穿插，抢在日军醒悟之前控制大连湾路（大连路）再沿大连湾路直扑杨树浦码头一线。

又命令军工路-东华路方向的税警总团第三总队至少以1个大队的兵力，沿与马玉山路平行的军工路-东华路迂回，相机包抄马玉山路之敌的后路。

考虑到夺取大连湾路的重要性，又注意到税警总团第一总队的兵力有限，未必能完成同时攻击加纳路方向之敌及夺取大连湾路的任务，叶挺决定将预备队、昨夜才从苏州调来的宪兵第一团第一营和上海市民义勇军第1、第11大队加强给第一总队。

所谓上海市民义勇军，其实是张治中在民国三十五年第一次淞沪之后就开始训练的一支准军事力量，以半年一期、每期500人计算，到国防军彻底控制华东前一共办了六期。

不过等国防军华东补备司令部点检时发现相关军事训练稀里马虎，更多的是让这些市民义勇军接受了战地救护、市面维持、救险救灾的教育，于是不得不重起炉灶，让这些市民义勇军们回炉重造。

也是为了清理其中可能的中统、军统及日本潜伏特务。

经过7个月的紧急培训，并补充了一定人员后，勉勉强强算是达到了国防军补充兵的最低标注，于是正式成军了。

成军后的上海市民义勇军一共有1个总指挥部及15个大队4800人，装备包括手枪（含驳壳枪）、冲锋枪、步枪在内的各种轻武器1200余件，虽然依旧不能攻坚但至少可以承担战地辅助任务及某些烈度不高的军事行动，譬如这一次跟在税警总团屁股后面虚张声势。

而和只能滥竽充数的上海市民义勇队不同，江南省宪兵司令部直属宪兵第一团第一营可不是普通的军事警察，收编自国民政府宪兵教导第一团、宪兵教导第二团、宪兵第一团、宪兵第三团、宪兵第六团的他们除了没有装备12.7mm高平两用机关枪外，实际与国防军标准步兵营并无区别，完全可以投入到战场的第一线……

自当日上午9时44分起，接到叶挺中将命令的华军各部陆续开始了行动，不过效果并不是太好：

宝山路方向的税警总团第二总队以1个大队的兵力配属2门120mm迫击炮沿横浜路、东洋街（海伦路西北段）、欧嘉路（海伦路中南段）、新记浜路（新建路）向黄浦江边杀去。

沿途驱散了东洋街一带日军武装侨民的阻击，进展神速，但在周家嘴路、新记浜路口为日军精心构筑的街垒所阻，第二总队随即企图通过兆丰路（高阳路）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