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宇琛的婚姻是肖依伊自己争取来的，是她向梁宇琛求的婚，求了两次。

肖依伊在英国只待了几个月，预科还没念完就回国了。

那次搬家事件没多久，她有一次坐公车，手机可能从兜里滑出来落在了车上，到家之后才发现不见了，她给公交公司打电话想问问有没有乘客捡到交给他们，她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了，但对方似乎一直听不明白，最后不了了之。

当晚她给她爸打了电话，说手机丢了。

“丢了再买一个，多大点儿事儿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个更好的去，钱不够就跟爸说，爸给你汇钱。”大抵是听得她的情绪低落，话音儿有点儿不对，她爸又安慰她，“没事儿，一个破手机值几个钱啊，你踏实的在那边儿上学，咱家别说供你一个人，再供十个也供得起，东西丢了就买，什么都不重要，学习也都是次要的，身体最重要。爸爸不在身边照顾不到你，你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她爸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很慢，有些动情，一下子把她的委屈全勾了出来，肖依伊控制不住地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她对她爸讲自己之前被同学赶出家门，冒着雨在大街上游荡；讲她根本听不懂老师上课说的什么，在家听录音听到万念俱灰；讲她一个朋友也没有，除了超市收银员，一个月也跟人说不上一句话；说她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她想家，想他，还想她妈妈。

她在电话里哽咽着哭泣：“我想我妈，想我妈……”

她爸在电话的另一头跟着她一起哭。

两周后，她放弃了在英国的学业，回家了。

回国后的肖依伊并没有从低谷中爬起来，她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尽管家里没人责备她，但她还是觉得周围充斥着各种异样的眼光：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都能好好念完书，就是废物些的，混也能混个野鸡文凭回来，你怎么就一年不到卷铺盖回来了？

回到国内，她没有如鱼得水、敞开心扉地尽情和人交流，反而彻底缩进了小壳子里，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刘馨问她有什么打算，是去外面找工作？去你爸公司干？又或者去我的美容院？还是自己开个店，让你爸给出点儿钱？她没正面答覆过，只说都行。

一句含糊的“都行”，在家人听来就是“都不行”。

看着她一天一天地萎靡下去，家里人也不敢再逼她，她曾听见刘馨跟她爸商量，带她去医院看看，说她大概是得了抑郁症。她爸拒绝了，说别瞎说，孩子就是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就在家歇着，缓过来就好了，好端端的送精神病院去，好人都能给看病了。

她爸是有些老思想，其实她自己挺想去的，不为了从这种自闭的状态下挣脱出来，只是觉得如果真让大夫给她定性成抑郁症，或者其他精神病，那她是不是就能心安理得地持证废物下去了。

她最终被刘馨拽去了她的美容院，说老在家闷头待着也不好，出去跟人聊聊心情会好很多。大抵是刘馨私下叮嘱过，店里的姑娘对她都很热情，时常拉着她闲聊八卦或到周边的商业中心逛一逛，她也不好拒人千里。她在店里的时候并没什么事儿干，就是在前台坐坐，有时帮着收收钱，基本上就是闲着。

有时候她觉得这样今天不想明天事地生活下去挺好，有时又觉得自己只剩下一具躯壳，凭人让她往东或往西。她过马路的时候经常会想，如果这时候突然冲出来一辆货车把她撞死，似乎也不错。

肖依伊再见到梁宇琛，就是那个时候。

一次饭局，他们一家四口，梁宇琛一家，以及另外一对她不认识的夫妇。

她是在那次饭局和梁宇琛碰面，才知道他不久前也毕业回国了，也是在饭局上隐约听出，梁父身体似乎出了什么问题，准备把生意慢慢交给梁宇琛打理，自己踏踏实实养身体，享清福。

她爸对梁父说：“你是有福之人不用愁，我想指望我儿子，还得再熬十多年。”

她爸说完，刘馨马上笑着接话说：“我不管你了，反正我现在有依伊，往后我那几个店里的事儿都让她管，我先约姐们儿玩儿去了。”

同桌的那对夫妻搭话：“对对，该给孩子的都让孩子去奔去，咱们这岁数就是享儿女福，该玩儿玩儿，该享受享受，等过两年抱孙子了，你想玩儿都走不了，都给你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