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中期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内乱外战，延绵不断，政局动荡，国势渐微，眼见皇位不保，清廷被迫变法以延帝祚，虽苦心经营，亦难挽颓势，终于在督抚的胁迫和革命党起义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一朝瓦解。在导致清帝逊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抚、他们手里的新军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起着从内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觑。实际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已经不露声色地与清廷分庭抗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与造反无异，清廷竟无奈地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势力的兴起与他们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渐增强，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宪政预案中地方自治的民意基础。共和后，尤其是在袁世凯逝之后，地方势力的进一步壮大，使得在中国出现了兵权在省，立法与财政权在省，中央政府无兵无钱，国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级。此时的共和中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在共和八年之前，人们谈及共和中国的使用某省、某派，而共和八年之后，人们才看到了‘一个中国’。”

——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从清末的督抚到民初的都督，再到共和五年的督军，虽然几经易名，但督军制这种集地方军政财各项大权于一体的特质始终未变。这种地方统治制度犹如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必然因为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而成为左右或威胁中央的敌对势力。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当督军们感到自己实力不够的时候，他们会暂且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调遣，而一旦他们感觉有足够的实力和中央抗衡，则可能随时通电脱离中央、动辄拥兵自重，自立门户，或以独立威胁或左右中央政局；而各督军彼此之间则常常会因为势力的不均衡而不断发生摩擦，动辄兵戎相见。在他们的相互火并中首当其冲遭殃的是老百姓。因而，督军制的存在就像生长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颗毒瘤，是国家民族水深火热的渊薮。所以，中国必须先废督而后裁兵，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合！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废督裁军势在必然！”

在国务院的会议室内吕仁有些激动的提出了“废督裁军”的建议。如果说现在的京城谁的风头正劲，恐怕当数身为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席的吕仁，在全国，恐怕无人不知这个在国会之中带头提出驱逐满清皇室出宫的吕议员。

“中国只需要一个领袖！黎元洪无能！段祺瑞刚愎！荪文空谈！至于政界名流，个个行祸国殃民之举！试问偌大中国谁人能担起兴国之责！除司马先生外别无二人！”

数月前二届国会选举时，吕仁在接受西北广播电台的专访时侃侃而谈，更是以其尖牙毫不留情而名闻国内，一句话把中国政界上下得罪个透顶，这种话恐怕只有吕仁能说的出来，不过大多数亦明白其说的是句大实话，尽管对于最后一句并不能赢得他人的赞同。

而现在更是又因第一个提出“驱逐清室、没有旗产”，而享有“中国排满急先锋”之“美名”，其在舆论的眼中，在复兴党内几乎与身为党务秘长的杨永泰平起，被视为复兴党内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废督裁军！”

听到这个名词蔡锷先是一愣，随即朝司马看了一眼见其并不惊讶之色，随即明白在此之前司马已经知道此事。

废督裁军对西北并没有任何影响，一直以来西北奉行军人绝不干政，而自蔡锷出任边防军总指挥后，为进明确军人绝不干政规定，明文将其写入军法，军人涉政只有一个选择，脱下军装，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军人，不涉政务被奉为边防军军官基本荣誉。

“废督裁军就是废除督军制、裁中央以及各省冗兵。当前中央政府陆军的中央师的正式番号从1至29，另有新建模范军15个师，暂编师10余个，总计番号近60个，这些部队良莠不齐，除保留精锐按过惯例整编外，其他一率解散返乡或充实移民农场。未来以边防军为核心建立国防军！”

在国务院会议室内吕仁有些激动的提出了“废督裁军”的建议，现在作为司马的政务幕僚“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吕仁，一直以来所置力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而“废督裁军”则是一切的根本，同样只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吕仁才能从“国统委”这个增鸡肋的议会机构中抽身，到自己更心意的委员会任职。

吕仁的话在会议室内引起得众人交头接耳，尽管对于目前中国的这种督军制，不同方面人士都曾表示过憎恨。而国民以及舆论界都将希望寄托于軍队国家化进程与国防军之上，“废督裁军”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现在几乎并没有什么在舆论界引起普遍的共识。

“中国变乱相寻，兵连祸结的根源的确是军阀与政客，二者勾结，强|奸民意，灾难迭起。这是有目共睹之事实，无论是废督或是裁军，都是慎之又慎的事情，而废督裁军又是国家实现真正统一所必须。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废督裁军！要知道，在这个军人政治时代，与军人言‘废督’言‘裁兵’，无疑是在与虎为谋！”

杨永泰轻声说道，废督裁军是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即定政府，但是其间的阻力之大绝不容小视。相比于吕仁的激进，作为复兴党稳进派代表的杨永泰无疑更希望可以谨慎从事。

“有阻力！那就打吧！选出一个有影响力的！重拳狠狠的打下去！”

作为陆军部部长的蔡锷轻声说道，尽管声音不大，但在会议室内响起的时候，却引得众人为之侧目，一时之间众人几乎不敢相信这种话语竟是出自蔡锷之口，这也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打！如果不能谈！那就打！”

听到大家发言，司马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所有人的意见似乎统一了，打成为了看似唯一的选择。尽管司马在数周前，曾对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是当一切真的进入倒计时的时候，司马的心中忍不住还是开始惆怅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战争比内战更为残酷。

在接下的会议过程中，在司马脑中萦绕的始终是内战，残酷的内战、无数民众的流离失所，甚至于内战会导致一个民族的心灵上的分裂，内战可以接受吗？答案是……可以！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安徽的倪嗣冲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倪嗣冲为人粗鲁野蛮、残忍奢侈，自共和二年出任皖督起，倪军在安徽各地以‘追剿淮上军’、‘查办社团、帮会’之名，大肆捕杀，民众恨之入骨，称其为‘倪屠户’。其督皖其间任人唯亲，而所依仗的‘安武军’更是军纪败坏，抢劫勒索商户、富绅，强|奸民女、可谓祸皖甚烈，在其家乡阜阳，倪家宗族依持权势更是强购数十万亩良田，更为甚者其侄倪道烺甚至强征民田为其建有‘生祠’！几年来其残酷压榨民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不下30余种，滥发的毫无基金的纸币及公债券也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天津日本银行，供倪氏家族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是时，蚌端口商贸日盛，并以盐粮交易为大宗。倪见盐业有利可图，遂变更淮盐‘引岸’，将原设宿县的皖北盐务局移入蚌端口，并成立阜安盐栈，规定原从江苏板浦运销于皖北之食盐，全集中于蚌端口，强权垄断。同时，倪将凤阳关也移至蚌端口，以控制税收。而且其几乎是半公开操纵省议会选举，省议会议员大半为其亲信！皖省议会早已沦为其爪牙！更有甚者，其还在安徽实业公司中强入干股！”

蔡锷在说话时不时观察着司马的表情，在中国谁都知道司马祖籍皖北，一上来就拿同属皖北老乡的倪嗣冲动手，未免也太不过尽人情了，但是选来选去只有他最合适，至少从眼前来看。

杀鸡给猴看是边防军参谋部制定的计划，为了找出一只合适的鸡，参谋部以及军情局可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军阀之中，精心挑选出了安徽倪嗣冲和他的“安武军”。

之所以选择他们原因非常简单，一是因为倪嗣冲在长达七年之中压榨民众无所不用其极，二则是因为“安武军”为国内军阀部队中的一支精锐，其分步兵八路，辖40个营，既然要杀鸡给猴看，当然不能选弱者。

无论是废督或是裁军，都有可能会取起地方势力尤其是各地督军的反弹，按照计划，必须要先用一次奇袭彻底打消他们企图武装叛乱的念头，现在的边防军尽管已经在俄罗斯、在甘肃表现了自己的战力，但这仍然不够，必须要通过一次快刀斩乱麻的战斗，彻底打掉他们的信心，以接受由国会制定的“废督裁军”以及改编国防军的方案。

“倪嗣冲、安武军！祸皖！”

司马摇着头在唇边轻吟着，最初倪嗣冲并不是司马选择的目标，相比于倪嗣冲和他们的安武军，司马倾向于另外一人。

“徐州的张勋呢？”

之所以司马个人更倾向于张勋，表面中上源于对这个“满清忠臣”的反感，除了因为其身为汉人，在共和之后仍然“忠于清室”，在前些时候的驱逐清室出宫时，其甚至于通电全国要动员部队，这一切在司马看来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而究其根源来说，司马之所以对张勋如此反感的原因就是另一个时空中的张勋复辟，虽然那场丑剧历时仅仅十二天而已，但却是共和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中山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

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民主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地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最终导致了中国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造成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刚刚兴起的民族实业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受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总理，张勋其人虽至今不改‘效忠清室’之逆为，虽其头脑简单，鲁莽急躁，治军无方，辫子军军纪败坏，祸国殃民。但他为人忠诚慷慨，坦率直白，憨厚重义，性情开朗，敢作敢当，颇能知恩图报，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所以参谋部暂时将其排除在外！”

蔡锷的回答并没有出乎司马的意料，实际上这或许是国人的一种传统使然，“孤忠”、“报德”、“丹心”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之中占有很大的席位，而张勋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即便是在后世也曾有人感叹他的那份“孤忠”，认为他在历史的洪流面前自然认不清方向，这种认不清在很多人看来之所以可贵，原因非常简单，在中国的历史之中，不乏“孤忠”、“报德”、“丹心”之士，但最多的还是那些“识时务者之俊杰”！

可悲可叹！

司马摇了摇头，想起在张勋死后，亲友敌仇皆送挽联，而最引人注意的挽联却是章士钊和欧阳武所写，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玩笑了。章氏和欧阳氏均为反覆辟帝制的共和志士，前者一度任北京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后者则是辛亥革命后的江西都督。

甚至就是在历史上其复辟之时，孙中山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它的评论，正是把张勋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人格区分开来，分别对待。

政治是一回事情，但是人格是人格。所谓保守不一定有错，革命亦不见得高尚。

当天夜里，司马失眠了。司马一个人坐在书房，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中那淡淡的雾气思索。忍不住在感叹着，尽管自己一直在避免内战，但是最终不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吗？而且此时通过战争实现国内的真正的统一，似乎已经取得了共识，剩下的只是制定计划、调动部队而已。

“哎！”

站起身来的司马长叹了一声，如果说这几年最大的感叹什么，恐怕就这个时代的环境一直在推动着自己走上一条自己并不愿意走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