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战役……一战俘虏8.65万敌军这一胜利，是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我们再次向所有亚洲兄弟民族证明，白人并非不可战争胜的，白人同样是可以打败的。在越南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得意洋洋地宣布，中华友邦的胜利是亚洲民族胜利，我们越南人一定会参加到这场亚洲革命之中，在亚洲民族的解放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于这次战役，《中华新闻》的大标题是《亚洲独立战争——大局已定》。“短短数天内解放新加坡岛，只有我英勇国防军才能立此殊勋……新加坡的解放，战争大局已定。最后胜利非我莫属”。

共和30年10月9日，30年首义纪念日前天，西北市和全国的每一个城市、市镇一样，早早的树立起了红色的“十十”标志，街道上一面面五色旗迎风飘荡、居民自发的在自家的阳台、门庭前伸出国旗。

首义30年庆典显得没有过往那般热闹，尽管国防军鲜少举行阅兵，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各地国民警衞队总是会举行阅兵式，国防军会在军营内举行规模较小阅兵和开放活动，但今年，这一切似乎都没有一点儿影子，宣战50天后，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满载着新兵的军车，源源不断驶出城市。

每当新兵离开城市的时候，路边总是会站满给他们送行的人们，人们朝着军车上挥洒着种种礼品、慰问包，但更多的人却在默默的工作着，在西北市周的各个工业区内，工厂日夜不停的生产着武器和军需器，每天都有数百辆火车进出工作区，运进原料、满载着武器，直接发往港口，仅仅宣战50天，国内的工厂就已经接到了足够他们满负荷生产数年的军需订单。

站在办公室窗边的司马，透过厚厚的防弹玻璃窗，隐约可以看到国会大厦上方的几个人影，那是特勤局的安全特工，他们一天24小时守着狙击步枪保衞着国会大厦，甚至在国会大厦和国务院的楼顶，还加装有高射炮，自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后，国内大城市普遍在楼顶加装中小口径高炮，以用于空防。

而在共和广场上可以看到那些發表街头演讲的爱国者们，还有可以看举行马来战役庆祝会的民众，自然也少不了“自由债券”的街头发行处，在这种场合在胜利和国家荣誉的刺|激下，自由债券的发行将超过平时。

而在办公桌前，杨永泰、刘敬之二人静静地坐在那，两个人的视线随着总理的动作而移动，似乎是等着总理再说些什么。

几分钟、十几分钟……

司马始终只言未发，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办公室的门推开了，进来是外交总长顾维钧、侨务委员会主任郑彦芬，在他们一进屋，司马就转过身来示意他们坐下来。

“你们应该已经看了报纸，第九军已经打下来新加坡？”

刚刚坐下的顾维钧和郑彦芬二人同时一愣，有些诧异地看着总理，打下马来亚和新加坡是个大新闻。

更何况！昨天整整一夜，西北市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举行了半夜的游行庆祝，整个国家都在庆祝着这个胜利，报纸上到处都是新加坡十万英军投降的消息，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胜利，在国防军历史上，除了当年的釜山受降外，没有任何一次受降能与这次相比。

釜山还有一个前提是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而在新加坡，近十万英军是彻底被国防军打破了胆，主动举起了白旗，这么一个大消息，即便是山沟里的老百姓也会知道，更何况是他们二人。

总理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

“三天前柔佛苏丹委托马来亚华侨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递来一封信，他询问我们关于马来亚独立的诸多事宜。”

司马的话解释两人的疑惑，两人彼此互看一眼，似乎知道为什么会把他们二人叫过来，然后看着端坐在桌前杨永泰、刘敬之二人，总理难道对马来亚的独立问题有什么顾虑？

“总理，帮助亚洲各殖民地地区的获得独立是我国的即定政策，亦是这战场战争的正义所在，正因如此，国防军才会在东南亚受到普遍的欢迎。”

顾维钧用相对平淡的口吻说到，国防军在缅甸、在马来亚受到欢迎是不争事实，国内的各大报纸亦喜欢当地土着欢迎国防军到来的照片表明这一点，千百年来中国就有着亚洲至少是东南亚共主的历史沉淀，而中国这一次宣战，亦是为了帮助那些殖民地地区获得独立。

国防军的心理战部队更是不断的在战争期间利用广播、图文并茂的传单向土着人传递这一点，而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独立更是让各地殖民地独立运动成员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我们来到这裏是解放亚洲兄弟，而不是为了奴役你们！”

韩国独立后的成功范例，中国给予越南、柬埔寨、老挝全面独立的事实，并帮助他们建立现代政权、军队、恢复经济这样的范例后，那些接受英国教育的缅甸、马来亚精英们甚至于印度人，纷纷看到了真正独立的希望，正因如此，一种前的未来的独立浪潮正在东南亚上演着，就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甚至祈盼着国防军的到来，最终给予他们独立。

“少川，随着英印军主力经海路撤出仰光，缅甸已经获得解放，缅甸、菲律宾都可以获得独立，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也是我们的即定政策，我们会以韩国的成功模式和中南地区的经验，在缅甸和菲律宾建立新的、独立的共和政权，但是……”

说到这裏司马的话声稍顿一下。

“在马来亚，我们却不能持以同样的政策，马来亚和其它地区有着本质上不同。”

历史上，中国与马来亚的交往是从汉代开始，马来亚可谓是中国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郑和下西洋亦是以马来亚为大本营，明亡后，马来亚亦是不甘为清奴的国人避难之地。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疲弊、民生困苦，沿海居民更是纷纷南渡谋生，甚至出现以千人为单位向马来亚的集体移民。

而与之相对应的数百年来，马来亚的发展几乎全仰赖于多少代华侨的努力，吉隆坡是华人矿工发展起来的，马来亚最繁华柔佛巴鲁亦是如此，实际上马来亚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因华人开拓发展起来，是华人把马来亚的小渔村、蛮荒雨林开拓成繁华的城市、种植园，这注定了马来亚和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不同，同样决定了中国在对待马来亚问题上，不能与其它地区持相同政策。

而且早在国防军进入马来亚之前，南洋财团就通过琳琳的娘家人张家的人，向自己转达一个愿望，他们准确的来说是马来亚华侨社团希望马来亚独立后，在人数上不逊于于马亚族的华族，可以在新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郑会长，你是国会侨务委员会主席，你告诉我马来有多少华人！准确的来说，是马来亚华侨所占人口比例！”

在沉默了一会后，司马把话峰一转，同时直视着郑彦芬。

面对总理的问题郑彦芬一愣，一时差点没能反应过来，在思考了十数秒后才给了总理答案。

“嗯！43.65%，马来亚是除兰芳外，华侨人数最多的聚居地，在绝大多数城市中，华侨所占比例普遍在60%以上，甚至在某些城市超过95%！”

总理的问题让郑彦芬和顾维钧明白为什么总理会提到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肯定和这个华侨比例有关系，而且顾维钧想到总理那位太太的娘家人，张家本身就是马来亚华侨中影响力颇大的家庭之一，华侨造就了马来亚，同样控制着马来亚经济，而在国内影响力颇大的华南财团和以南洋为活动中心的南洋财团中，生活在马来亚的侨商更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些人肯定不愿意看到，总理将韩国模式套用在“情况特殊”的马来亚，与“韩国模式”相比，那些人肯定更愿意采用“兰芳模式”，即华人主导政府。

“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对华侨的国籍政策，自共和以来，我们实施的是‘血缘国籍’，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所生子女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现在我们在马来亚却碰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马来亚实施‘韩国模式’，那么，华侨的身份界定，按照我们在兰芳、泰国、中南惯例，即华人自动获得独立后所在国国籍，我们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司马提到现在在马来亚碰到的问题，也就是华侨的地位问题。

“独立后的马来亚，占人口43.6%的华侨地位是什么？我们应该对马来亚持以什么政策，这些都是问题，假如说，我们执行兰芳模式，那么占人口50%的马来人又置于何地，同样这有可能倒置亲英势力和英国间谍从中册反，进而导致马来亚的时局不稳定，这和我们建立稳定政权的目标是有违的，同时英国人可以马来亚为借口抨击我们。”

从总理话中郑彦芬怎么还会不明白总理的意思，在总理说话时郑彦芬就开始在脑海中构思着解决的办法。

“总理，其实这些并不是问题，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我们无论是在韩国或是越南、泰国等地推行的民主宪政，共和中国不仅仅是做为解放者解放那里，同时还帮助他们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秩序，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不是吗？而且这亦是受到的当地民族普遍欢迎的，这一点想来大家都不会反对。”

郑彦芬在说话时面带着微笑，解放的同时伴随着“价值观的推广”，而这种价值观的推广，同样隐藏着繁杂的其它目的，总之在这些新生国家中，民主是核心、宪政是基本，当然唯华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那个政权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马来西亚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形式上承认各个苏丹对马来西亚的统治权，保留原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并通过设置保留地和限制其他族群购买土地的方式，将马来人固定在农村，而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在城市充当锡矿工、小手工业者和小种植园主。因多数马来人生活在农村，贫困率比较高，而华人、印度人则主要生活在城市，总体经济水平较高。”

郑彦芬望着总理，总理和其他人的疑虑恐怕是基于对马来亚现实的不了解，而那些华侨恐怕亦不了解“共和”的本质，但是一方面作为国会参议员，另一方面又是国会侨务委员会主席，自己每年有大半时间是在南洋，与侨社、侨民还有那些殖民地政府打交道。对于那里的情况虽然谈不上了如指掌，但至少比他们更清楚。

“总理，宪政的根本在于公平，中南三国的第一次普选已经开始，三国的选举法是我国法律专家在借鉴我国《元年选举法》的基础上制定，在选民登计上，有着一些限制，比如……小学以上文化！否则他们不识字，怎么去投票呢？在早期普选中必须要加以限制，在民众适应这种园变之后，才能够扩大，共和二年我国登记选民是4300余万，而现在是4.15亿，在此期间总是需要的一个过程不是吗？”

“继续下去！”

郑彦芬话让司马意识到他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