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井离乡，单调枯燥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活动空间狭小，加上身边妇女的严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挣扎着。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攒下一些钱后衣锦还乡，回到家人身边，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最后能够实现理想衣锦还乡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可即便如此，“中国洗衣房”仍然开遍了美国的大城市，在纽约的“中国洗衣房”几乎遍布城市的各条街道，此时在美的华人里开洗衣房或在“中国洗衣房”里打工的中国人加起来占所有华人移民的四分之一还多，正是洗衣房养育着在美国的华侨。

而在两年前，当连云港生产出第一批洗衣机和新式熨斗之后，在未投入市场之前，即通过致公堂向美国华侨提供了数千部洗衣机、烘干机以及轻便的熨斗，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自助式的洗衣机、烘干机亦投入美国的中国洗衣房，上万名华侨因此受益。

可以说，对于华侨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李子诚，所以当李子诚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去相信被揭露的“独裁”面目，更何况，在他看来，现在，中国似乎比过去更好了。

中国打败了日本，国际地位似乎也提高了。这不正是革命的目的吗？既然目的达到了，为什么还要革命？相比于用靠着洗那一件件“六美分”的衣服，累断腰才积攒下的钱去买那时不知何年才能兑现的“革命债券”，他们更愿意购买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或者淮海银行发行的实业债券，那些债券可是年年结息的，而且相比于“革命的破坏”，那些债券却是用于国家的建设。

正在整个着电报、信件的宋庆龄能够清楚地看到，此时背对着她的孙中山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从去年开始协助大姐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再到去年九月在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之后，她一直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在孙中山流亡美国之后，长年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了解美国人，同样也了解这个美国，她一直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她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可以说，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一直在宋庆龄那里得到支持和鼓舞，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困境，更是如此。

将整理好的电报、信件给孙中山送去时，宋庆龄看着满面尽是烦躁之色的孙先生，便关切地问道。

“孙先生，你在想什么？”

眼睛余光落在那篇演讲稿上，宋庆龄赫然看到三个字“李子诚”，没错了，就是他了，能让孙先生如此烦恼的，也就只有这个虽人不在美国，却在美国影响甚大的人物了。

在“张园案”后，一开始人们纷纷指责袁世凯居心叵测，当时在美国的革命党人，包括孙先生在内，都曾在私下里“庆祝”这“狗咬狗”式的内哄之时，却又为其命运惋惜不已。

即便是李子诚的敌人，也很难能指责他什么。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都占据着道义的致高点，不过宋庆龄却知道，对于革命党而言，李子诚是“不逊于”袁世凯的巨奸大贼。

在革命党中下层也有人鼓吹刺杀这个“巨奸大贼”，可在这个其被刺伤的消息传来后，除去极少数激进者叫好外，更多人却沉默了下来，而孙先生也暗自忧心不已，最终，正如孙先生担心的那样，在指责袁世凯之后，由梁启超起，人们又将矛头对准了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以及孙先生。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着，孙先生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刺杀李子诚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制造动乱，煽动内战，从而谋求“一党之利”，而且梁启超的理由极为充分，他不仅历数晚清时革命党人的刺杀行动，而且还拿出革命党在美国创办杂志、报纸上“鼓吹暗杀”的文章，以及暗杀名单中李子诚赫然排名第一位作为佐证，甚至于，在那些杂志、报纸上，刺杀李子诚的原因非常简单，一是其人“顽固反对革命”，二是其人“执掌重兵”，“李氏身死，中国即陷纷争，如果革命即可乘乱功成”，这些话，在过去不过只是革命党中激进人士的狂言，可是当刺案当真发生之后，狂言一经有心之人分析，即成为“宣言”。

而这种刺李“宣言”却让革命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在半个月前，洪门“致公堂”堂主司徒美棠清楚的告诉孙先生，他们不会再给其任何支持，甚至要求孙先生“退出洪门”，就在两天前，孙先生在纽约举行演讲时，会场更是遭到冲击，与过去受满清或袁逆指使不同，那次冲击却是“洗衣人”的自发行动，理由非常简单——“刺李之罪”。

或许外界会猜测孙先生是不是幕后指使者，但从去年九月就充当孙先生英文秘书的宋庆龄却知道，至少从那时，直到现在，虽说孙先生对李子诚极为恼怒，但是他绝没有指使任何人行刺李子诚。

“孙先生，刚才收到一份从国内发来的电报，李子诚的伤势已经稳定，据说是使用了一种连云港研制的新药！”

出于安慰先生的目标，宋庆龄用说着新鲜事的口吻说道着。

“哦！”

虽是面无表情地应了声，但孙中山还是来了兴趣。

“新药……”

感叹一声后，孙中山又说道。

“李致远长于实业，擅用长技之士，这人……”

望着窗外，想到“二次革命”时，同李连云彻底决裂的缘由，孙中山不禁一阵懊恼，如果当年没那么做的话，或许……

“这伤势愈合了，想来，李致远也快要到京城当袁世凯的国务总理了，这中国啊……”

想到李子诚即将出任国务总理，孙中山却第一次觉得革命的前景渺茫，李子诚和袁世凯不同，固然，李子诚或许有着“子待人以诚”的名声，可在他看来，李子诚的心机远非袁世凯所能相比，他做事，更缜密，更富远见，更……这样的人出任国务总理，那革命的前景……

虽说不愿意提及那件事，但宋庆龄却是知道，这件事瞒不得。

“孙先生，电报上提到，李子诚已经回电袁世凯，不日将启程前往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