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上收音机，中村无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远眺窗外天津租界的景色，虽是一片春光明媚，但是他的脸色却是极为阴沉的。

“这些混蛋！”

他轻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袁世凯、李子诚以及他们的政府的强烈仇恨和敌意。

中村无为是一个日本商人，不过他并不像其他日本商人那样，在生意上表现的非常谦逊，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意。事实上，做生意，不过只是他的副业，在天津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中村社长”的来历，顶多只是知道，中村是一个大阪人，大阪人，似乎天生就是生意人，他在中国做着一些生意，不过就是那种小生意。

自从“胶澳事变”后，日本商人在中国的生意就变得越发难做起来，更何况，现在随着中国替代型工业的建立，甚至随之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工业，日本商品不仅未能如愿占领中国市场，甚至在南洋、印度、非洲、拉美、美国等地需要面对来自己中国商品的竞争。而在另一方面，加之中国禁止工业原料出口的举动，无疑给了原本依靠对华输入工业品，进口工业原料的日本商社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商社或是倒闭或是关闭，只有极少数的日本商社，依然顽强的生存着，而中村商社就是其中之一，虽说他们的生意很是艰难。

不过，中村无为，这个日本商人不过只存在于，表面上，在中国，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或许，只有远在夏威夷的少数几人知道，这位中村无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乱党要犯”，曾沪军都督、唐绍仪内阁工商部长的陈其美，现任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

大多数革命者一样，随孙先生流亡夏威夷之后，他一直渴望着回到中国，而中国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袁李两人的合作初显成功，更是激起了他心下的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对李子诚的不满情绪以及敌意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年李子诚没有倒向袁世凯，其没有用钱款运动革命军队，那么“二次革命”是能够成功的，也是能够打败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失败，与其说是失败，倒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的背叛，正是李子诚的钞票使得那些人背叛了革命，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死在“二次革命中”，而且死得毫无意义。

而陈其美相信自己是决不会也绝不可能背叛的，流亡海外的经历就能证明这一点。

在过去的两年间，像所有的流亡海外的革命者一样，他经历过仇恨、经历过绝望，同样也经历过希望，而且看到希望的道路上，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曾寄希望于“袁李决裂”，并且相信，袁李两人的权力斗争将会引发一场新的内战，到那时，全国民众都将认同他们的嘴脸，但是最终，袁李两人的和睦相处却使得他的这一愿望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

而随后，面对革命以及生活上的困难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选择回国自首，以發表“悔罪书”的方式，接受了袁世凯的特赦，他们背叛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陈其美的内心深处，他恨这个国家，恨袁世凯，恨那些高官，恨曾经的同志，恨那些国会议员，恨新闻记者，甚至于恨那些被迷惑的国民，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李子诚！

没错，他恨他！

当年，苦心经营良久之后方才发动的“二次革命”，李子诚只是略施小计，就把革命在娘胎里扼杀了，甚至于，从那时起，革命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彻底性的破灭。

在年前，面对中国大量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时机，革命党人立即全力在美国各个学校之中发展力量，以试图向过去一样，通过留学生改变这个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在袁世凯试图通过彻查，并遣返“谋反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李子诚的却是通过驻美商会向留学生发了成数百外简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留学生的无害安抚，对于远在美国的那上千名留学生而言，听听来自中国的音乐，倒也是一种惬意的消遣。

但李子诚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就在革命党试图在留学生中发展力量的关键时期，那些留学生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时，那些留学生听到了“胶澳事变”时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

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中国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国家派出你们前往他国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中国……

在这场演讲之后，在留学生中发展革命同志，进而发动一场新的革命的梦想，就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而对于离乡背井逃亡国外的陈其美来说，他不会接受革命遭受挫败的命运。

在今年春节前，陈其美化名成“中村无为”以一个夏威夷日侨的身份前往日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意识到，能够给予革命帮助的国家，或许只有日本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国一天天的强大，所以，他们才会支持中华革命党，所以，他才会回到日本，寻求帮助。

相比于党内的许多同志，陈其美从来都觉得他自己更为出色，而且他还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所以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曾经在反清革命时深入青邦的他知道，想要改变现在的局势，就必须要进行一些事情，所以他比其他人更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其它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日本得到100万日元的经费，这一笔经费，甚至超过日本人向中华革命党提供的资助，而他游说日本人的方法非常简单，他要刺杀李子诚！

李子诚是连云系的核心，是国社党的核心，只要杀了他，所有人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袁世凯，到那时，一场新的战乱就会由此展开，这一点，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同样也尝试过，但一次又一次，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失败。

陈其美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多次刺杀的失败，更加重了他行动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李子诚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以完成这一使命，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他甚至都没有和潜伏在天津、北京等地的党内同志联络，只是一门心思的作着他的计划。

几天前，他会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计划的执行问题。

早在一个月前，中央警察总局就破获了旨在刺杀国会议员的一个潜伏的革命党团体，大量的党内同志被逮捕，随后革命党京津两地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也大都大为丧气。

现在，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恐怕也不愿再提供任何帮助了，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又要如何执行这一计划呢？

为了能够保证这一计划的执行，陈其美通过其它渠道，通知潜伏国内各地的组织，要求他们的刺杀制宪代表，以阻止制宪会议的召开，从而转移中央警察总局的注意力，而现在为了保证制宪会议的安全进行，中央警察总局和军法执处对大量的革命党组织进行搜索，数以百计的同志被逮捕，被捕者受到审讯，多个革命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中央警察总局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

而这一计划，在转移了中央警察总局注意力的同时，却又增加了另一个计划的执行，正向陈其美给先生发去的电报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实一样——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中华革命党在中央警察总局和地方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此时，陈其美却独自一人在反覆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

“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人……”

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理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中央警察总局有一本厚厚的档案，至于他自己，根本就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又过了十几分钟，陈其美穿上外套下了楼，离开了他的住所，如果说，此前，他所思索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去执行他的那个计划，那么现在，他所需要的思索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那个计划变得完美而没有任何不足，从而保证一击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