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一家小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上海营业，其资产从最初的500万港元起家，1915年底已超过3亿元资产，成立10年后一年纯利不到50万港元，1911年纯利已超过1亿元，从一开始租借他人的楼宇经营，目前已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庞大的金融帝国……”

一个金融帝国的故事

在中国所有外资银行中，排名榜首的汇丰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金融界之中，汇丰的故事其实也是最引人入胜的。这家起源于香港、发展壮大于中国、继而扩张至全球的英资金融机构，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权力与金钱的疆域内，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不平凡故事。

从1865年汇丰银行先后在香港和上海营业，这家银行便长期雄踞于中国内地。它既是第一家大规模贷款给晚清政府的外资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成立时的模仿对象；它既长期保管着清朝和中国政府的关税款项，也一度左右着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大权，即使是到了“府院分治”的时代，其大班也依然是李子诚的座上宾。

“狮子银行”着称的汇丰，在其银行大楼门前，无一例外的摆放着一对铜铸的狮子。在命运的大海上，汇丰这艘巨轮常常能够破浪前行。无论是国际局势的大变迁，还是中国发生的深刻巨变，汇丰要么总是能作出正确判断抓住机会，迅速将自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要么因形势无法逆转而遭受重创时，总能在不算长的时间内东山再起、日益壮大。

此时，当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开始酝酿着将银行总部迁往上海时，在中国金融界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负责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国务院财政部正在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金融改革——废两改元，以及正在酝酿之中的币制改革，前者使长期存在的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现象消失，而后者则使中国告别了实行已久的银本位制。

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并行流通，在中国有着一段不短的历史。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给商家和百姓带来的却是诸多不便。银两和银跃身，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为复杂。而这正是钱庄广泛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兑换正是钱庄的拿手好戏。一个不无夸张的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钱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早在晚清时代，社会上就曾多次出现废两改元—废除银两、改为银元的呼声。而在到了民国三年，北京中央政府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并在币制局总裁梁启超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行银元的标准，铸造发行壹圆银元通行全国。

以后的北洋政府也曾打算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无奈因国内时局不稳、市场混乱不已，加上社会上意见不一，因而并不曾落实到行动上。

直到民国四年，随将“府院分治”主持财政部的国务院新任内阁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当年9月，随着有准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收回关税保管权，其业务方针为“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整金融，以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缘由总税务司委托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收入移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终于，在民国四年11月1日，国务院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11月10日先在上海推行，1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同时规定银两、银元间的兑换率。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由于银两的关系，钱庄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废两改元的实行，无异于敲响了钱庄的丧钟。而当财政部要进行这项改革时，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等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这些外资银行白银持有量大、银两持有多，白银输出的权力又多半掌握在它们手中，一旦改革将失去货币的供给，并削弱其控制钱庄的能力，同时削弱其对国际汇兑业务的控制。

但是他们即便是再百般不愿亦都深知，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国务院的这一决定，而英、美、日等国政府作出了不同反应。英国在华拥有最多投资和最大商业利益，币制改革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即要求在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银元而非银两作为结算单位。在失去本国政府的支持之后，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条银、块银以及外国银行，交予的中国银行，用于铸造银圆。而美国亦因其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在华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同时暗使花旗、大通银行及美孚等企业把白银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两。只在顽固的试图保持自身利益的日本，则竭力抨击新币制，要求本国银行不得将现银交予中国。

但大局如此，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不过，这些外资银行并不知道，对于“废两改元”不过只是拉开了中国币制改革的序幕，因为这不过只是第一步。

“废两改元”后，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大的产银国，却是大的用银国。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供求影响，常常随市场波动而涨落，而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造成银价的巨大|波动。

在金本位时代，白银成为世界市场的普通商品。全球白银产量增加和白银使用率降低，使银价下跌成为一种趋势，尽管欧战爆发后，开始出现银涨风潮，但对于中国财政部而言，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进一步的币制改革，结束中国的银本位，同时还要结束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结束中国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局面。

而对于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而事实上，这却是收回主权的运动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去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对于这一切，汇丰，这个主宰中国金融的金融帝国或许了解一部分，但也不曾了解太多，或许通过对中国的渗透，汇丰了解很多事物，但对于其中的一些事物来说，他们永远不曾了解，对于汇丰来说，此时摆放于他们眼前的，依然是一个炫目的白银时代。

自欧战爆发之后，随着中国实业的发展，使得汇丰放贷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万万五千万元之多，而此时，随着其放贷业务的扩张以及在公债上的投资，使得汇丰的盈利继续快速增长，金库保险箱里的银元越积越多。

即便是现在，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双重竞争下，亦不会有任何人会怀疑，汇丰依然是那个主宰中国的金融帝国。但是汇丰的目标向来是不仅要做效益最出色的银行，也要建造最气派的大楼。

两年前，当淮海商业储蓄银行进入上海，开始同上海的实业界勾通规划“大上海”的方案，同时建造的上海淮海银行大楼时，在那座大楼成为整个上海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那高高耸立的大楼成为了上海的天际线的同时。而在上海汇丰银行总部，一幢更为壮观的总行大楼也逐渐在祁礼宾，这位汇丰银行的脑海中浮现。

无论是1886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总部大楼，还是二十年前建成的上海大楼，经过数十年的风雨洗礼，已经略显陈旧。更重要的是，汇丰银行发展如此之快，当初设计的保险库，如今已经放不下存量越来越多用做储蓄的银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去年年末落成的淮海商业储蓄上海银行大楼的映衬下，不仅汇丰上海大楼光辉顿失，而且的确已经显得有些寒酸了。

为此，祁礼宾一直在规划着一栋“将是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而且也将是世界上第二大银行建筑，仅次于英国的苏格兰银行，同样也将是整个外滩建筑群中最为漂亮的建筑。

当然，现在这栋建筑，只存在于模型上，而每天，每当看着隔江相对的淮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大楼时，祁礼宾总会不由自主的把视线投向那个位于办公室中央的模型。

不过此时，祁礼宾之所以会把视线投向那座大楼，却并不是因为看到了淮商上海支行大楼，而是因为，嗯，因为一个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