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的建议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地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地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地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覆，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地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地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裏不断地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定。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分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併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但就在之前三十年的时间内，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等上三十年，三月份殿试的集英殿唱名，完全超出他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