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年间诸事纪事本末》卷第十二：

熙宁三年冬十一月，赐紫金鱼袋、秘阁校理、着作佐郎、白水潭山长石越入对，言青苗法利弊与改良之议，上善之。退而作《青苗法改良条例及请行农夫互济合作社札子》，上读之嘉叹良久，谓之“天下奇才”。下中书、枢密院、三司、翰林学士、御史台议行。时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冯京为参知政事，议事十日，众议纷纷而不能决。安礼力劝安石许之，曰“此亦变法，朝廷有利而无害，又可杜旧党之口”云云，安石久不能决，盖自谓此法于彼所立之法颇有更张，而心实善之。曾布又劝其行之，吕惠卿时守丧，书至，力劝安石沮之。

乙卯，上御崇政殿，以众议久不能决，怒。安石、冯京免冠谢。初，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因出使契丹而得入见，上问以青苗法事，赵瞻言青苗法之弊颇与越合，故上信之。安石亦终谓不能以私心而坏国事，遂主石越之议。既决，中书议曰：“石越诸法皆可行，其青苗法改良之议，可先于京西路、两浙路、河北东路试行，其余各路，青苗法息减为一分，禁强行抑配，听民自愿。三年有成，推行全国。农夫互济合作社颁行天下，着各州县长官执行。”其以三路试行者，用安石子天章阁侍讲王雱之谋也。王雱私谓安石云，大名府、应天府、杭州皆旧党名臣所领，其执行新法多不力，以之行石法，若无利，则二虎相争，皇上可知彼辈不足恃，若得利，吾辈老成谋国之功。况亦于国有利，于新法无害。盖安石一党，虽与旧党、石越相攻伐，然其心亦无私，颇以国事为念，故石越之法得行。

其时韩琦在大名，苏轼在杭州，二者皆善石越。韩琦颇许石越，虽未谋面，读其书而叹曰“少年之雄者”。青苗法改良条例颇赖二人之力，其余石越之友，如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辈，多在此三路为县官，亦全力襄助。故石越之议，终得大行。

其后中书又制《提举青苗法问事条例》、《钱庄法》，皆石越所倡议也。此亦后世所谓“民法”之始。其时石越以一秘阁校理、出入禁中侍读，以皇帝特诏出入中书省与诸相参议，世以为荣。而事毕之后，即辞爵赏，退于白水潭旦夕讲学，举世尤高之。其于中书之时，凡安石等人厉声争辩，久决不下，或事有不协者，越皆能从容言之，从无恶言高声，仅以理论事，不及其他。冯京退而谓私人云，越有宰相之度也，惜其字甚丑，颇为诸大臣所笑。

然其诸法推行之时，亦颇有人攻讦不已，惟多迂怪之论。安石既主其议，亦颇维护之。亦此时吕惠卿不在，石越与安石亦颇能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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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法行于世仅二年，三路皆言甚便，遂逐次行之全国。天下钱庄之盛，起于此时矣。十年之后，每县皆有钱庄，农民颇得其利。其后逐次亦有商贾借钱生利，钱庄储蓄不足，商人为谋利，熙宁十年间，成都、杭州唐氏钱庄及京师桑记钱庄向于钱庄存钱者发放利息，其后纷纷效尤。今之学者竟不能知熙宁十年之前，凡于钱庄存钱，不仅未能有利息，反需付保管金。此亦熙宁年间事之要者，兹附记于斯。而国子监及诸学院为此开会计之课，财务审计，统计报表之风，究其源，亦起于石越之改良青苗法矣。

据桑充国遗稿《白水潭纪闻》，其时石越幕府中有潘照临者，亦颇预其事。中书久议未决之时，潘照临劝石越速见王安礼与曾布，盼二子为助，又劝以书报安石，言安石实有公忠之心，可以言辞动之。越拜会安礼与布，而终未以书报安石。桑氏与沈括协助石越主持白水潭学院事，凡石越之谋，颇预之。彼言非虚也。故后世颇疑石越于此时已与安石不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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