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

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衞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他连《汉书》都没读过吗？！”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儿，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划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讥。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那你速令陕西房去查明！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衞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取其首级；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已，职方馆事务之繁，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操心。但石越却非常不明智地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侮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分，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已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吗？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似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昉静静地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陞，陆佃也被排挤，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地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昉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火上加油，她的性子，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地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昉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即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昉眉毛一挑，断然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擅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昉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若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罪状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昉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已而降敌吗？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裏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

“官人谬赞了。”王昉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昉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昉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死战，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昉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昉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昉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已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律疏议》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地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遍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平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裏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一个人若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裏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吗？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吗？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吗？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已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吗？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地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讽刺一点说，也可以说是石越的巨大成就。

石越心裏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利！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吗？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吗？”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他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他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地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