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三月，草木已经发出新芽，但空气中依然还有着丝丝寒意。
这是熙宁十三年的三月四日的傍晚。距离西夏己丑政变，已过去了一个月。因为文焕与仁多保忠成功逃过梁乙逋的追杀，在十余日后到达静塞军司的控制区，于是正月己丑日兴庆府发生政变、夏主被幽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仁多澣立即向西夏十二监军司派出使者通报此事，但是这位西夏国地方诸侯中的强者，却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立即站在与梁氏势不两立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仅仅在仁多澣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衞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汴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濬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者”相助，杨遵勖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耶律濬将大同围了裡外三匝，杨遵勖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一辆简陋的牛拉三厢四轮车，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停在宜君县驿馆之前。
“各位官人，宜君驿到了。”一个老迈的厢兵车夫朝车厢唱了个无礼喏，大声招呼道。车帘掀起，七八个旅人弯着腰陆续走下驿车。
“咦？有怪物！”突然，驿馆前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喊起来，几个驿吏、铺兵慌忙抄起身边的诸葛弩跑了出来，四下张望着，一面大声问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们虽然只是教阅厢军出身，但毕竟是吃过兵粮的，胆气比旁人壮上几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从一辆骡拉驿车后露出半个头来，指了指刚刚从驿车下来的一个人，怯生生地说道：“在那里……长毛怪……”
众人循他手指望去，见原来却是个蕃商，不由都松了口气。一个驿吏笑骂着走到小孩身后，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啐道：“什么长毛怪，胡人都不识得？让你来帮忙挣点小钱，可不是让给俺惹祸。还不去做事！”
那孩子见着众人表情，已知必不是怪物，但心中却依然害怕，不敢去看那个蕃商，转身一溜儿就跑了。那个驿吏朝着小孩的背影又啐了一口，走到刚刚下车的旅人跟前，躬身笑道：“乡下人少见多怪，各位官人莫要见怪才是。”又特意走到蕃商跟前，用半生不熟的官话问道：“不敢请问这位客官如何称呼？”
“敝人阿卡尔多。”阿卡尔多现在已能说得出一口地道的汴京话。他这是第一次到大宋内地游玩，因为丝路断了很久，内地宋人极少见到泰西人种，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怪物，这等尴尬，他早就习以为常，倒也并不介意。
“原来是阿……阿官人，”驿吏终于没有弄明白阿卡尔多的名字，打了个含糊过去了，又笑着向阿卡尔多道了个歉：“小孩子无知，方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怪罪。”
“不知者无罪。”
蕃商口中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驿吏反而吓了一跳。不过，在宜君县，他这样的驿吏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又寒暄几句，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客人进驿馆休息。从驿车上下来的旅人，多半却各自散了，只有三四人，随着驿吏走进驿馆。
宜君县的驿馆从外观上看，如同一座大院子，空间宽阔，内里陈设十分精致。宜君县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最初隶属于坊州，熙宁间司马光主持合并州县之后，坊州撤罢并于鄜州，从此宜君县成为鄜延地区最南的县城，处在连接延州与京兆府长安之间的官道之上，也是陕西路驿政网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距南面的同官县九十里，距北面的中部县（原坊州城）六十里。水运上远远不如中部县发达，甚至也不如同官县，但是依靠通过宜君县的官道，却也使得商旅渐渐增多，连带着商业也繁荣了许多。宜君县的驿馆与同官、中部两县的驿馆每天拂晓时分，都有一趟驿车分别驶往对方的城市，到傍晚时就可以返程回到各自的城市。此外宜君县还有一趟驿车连接县内有着矾矿场的升平镇。
随着军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在石越的力主之下，藉着军事上的大胜带来的边境压力减轻，宋朝彻底改变了以往分兵防守处处虚弱的痼疾，进一步完善了边防体系。以前的“军事路”虽然被废除，但是却在陕西与西夏的边境，又设置了延绥、环庆、秦凤、熙河四个“行营”<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行营”比“军事路”更加完善，它完全与民政等方面脱离了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军区机构。"/>，由长安为四大行营的总后方——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石越与枢密院博弈的结果，四大行营依然归安抚使司节制，但是行营都总管与行营监军都虞侯分别由枢府、衞尉寺指派，这样既保证石越在陕西的权威，又减少了宋朝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心。
而与此同时，一支支整编完毕的禁军开始进驻各大行营。至熙宁十三年西夏国己丑政变之时，节制延州、绥德、鄜州、保安军的延绥行营，除了振武军第三军、种古的云翼军以外，又有新完成整编的振武军第二军、神锐军第三军进驻，于是在延绥行营，禁军步军达到四万二千之众，骑军达到一万零八百骑。此外还有两个神衞营，以及屯田的沿边弓箭手、部分教阅厢军、蕃兵。因为对横山的攻略，许多横山部落内附，种古与刘舜卿上书奏请依嵬名山之旧例，将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迁到绥州境内沿河的空旷地区居住，半耕半牧，朝廷再加以恩信抚之，使之成为大宋之助力——宋军可以随时从中征召超过一万人的蕃兵，这些蕃兵，平时不需要朝廷花一分钱，打仗之时，只要付给他们厢兵的薪俸就足够，虽然不足以为万世法，作为一时之权宜，却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在绥德城附近，大理河、无定河、淮宁河，与嵬名山部落相参，新迁移的部落布满河岸，新开垦的农田阡陌相连，放牧的牛羊漫山遍野，石越下令在大理河与无定河、淮宁河畔，又兴建了三座没有城墙的小城，小城里除了横山蕃人信仰的佛寺之外，还有专门设立的学校，派驻的医生，以及用于蕃汉贸易的集市。
超过五万的正规军、数以万计的蕃人部落新附，哪怕是冒着即将打仗的危险，这中间的商机，也足以吸引远在杭州、成都、泉州的商人前来贸易。
而对于宜君县而言，因为是延绥地区的南大门，来来往往的客商许多都会在此歇脚，顺便也购买大量的明矾卖到汴京甚至是杭州——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暑月宴客之时，喜欢将明矾堆在盘中，放在席间，看起来好似冰雪一般，称之为“矾山”。而军器监与各兵器作坊对宜君县也非常有兴趣，用明矾水来书写不只是职方馆的专利，很多部门都对此感兴趣；而宜君县还出产一些制造弓弦的材料，也被官方与民间的作坊大量收购。
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甚至因为没有通畅的水利运输而被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内陆县，因缘际会，在短短的时间，竟然变得繁荣起来。虽然驿车依然是略显老旧的牛拉四轮车——这是驿政改革之时为了节省成本所致，但是，驿馆裏面的布置，却早就越来越精致用心。
阿卡尔多对这一切却所知有限，自从进陕西路境内后，一路所见所闻，都大异于他在其他地方所见，每每让他惊叹不已。限于他的见闻，他此时的印象，竟误以为陕西路是大宋朝内陆的富庶中心之地。他随驿吏办了入住的手续，随便清洗一下，便出来找那两位与他有同车之谊的年轻人。
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印象极好。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轻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建中”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建中，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的皇帝，直至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令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馆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奢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驿馆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阿卡尔多瞧见种建中与柴远坐在一起正交谈着什么，连忙快步走过去，笑道：“种公子、柴公子。”
“原来是阿兄，一起坐吧。”柴远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对阿卡尔多的姓名分不太清楚。种建中也向阿卡尔多友好地笑了笑。
阿卡尔多道着谢坐下，正欲说话，忽听到有人大声骂道：“你这厮是睁眼瞎？还是反了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朝廷的驿券！我家主人，是新任的甘泉县主簿，你们不来服侍，连着这驿券，也敢不认？”
这一番叫骂，将众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原来是有衣着体面的主仆二人，嫌驿吏怠慢，又不肯付钱，而驿吏却不肯收驿券，那仆人便出言不逊。阿卡尔多与柴远倒也罢了，种建中却是剑眉紧锁，鄙夷之情现于言表。
那驿吏听说是个真正的官人，心中便怯了几分，但陕西一路是明颁诏旨，驿政不同他处，他亦不能自己吃亏，替人垫钱，当下便想着要措辞解释。
不料他没有说话，有人先替他说了。
“甘泉县主簿便了不得吗？你这个刁仆，在陕西路放肆，当心连累你家主人将前程给丢了。十年寒窗，苦读不易。”一个儒生语带讥讽地打抱起这个不平来。
“你是何人？便敢管这闲事！”那主仆都拿眼打量眼前之人，一时摸不着对方底细。
那人笑了笑，道：“我是何人不打紧。朝廷明颁诏书，陕西路行新驿政法，凡过往陕西官员，依官品里程计算花费，至陕西路转运使司支取。不能亲至者，可请在薪俸中补发。一切驿券，陕西一路废止使用。除非事涉军情，有金、银诸字牌者，可以先开销后报账，便是朝廷的天使，到了陕西路，亦须得掏钱住驿馆。区区一个甘泉主簿，又算什么？同州、耀州、陕州，都有知县因扰乱驿政被参革职，难道你不曾听过吗？但凡进了陕西，我劝你主仆便将作威作福之心收拾了，你们一路而来，这宜君驿又不是第一家，为何一路都安分了，此时偏忍耐不得？”
有宋一代，驿政之腐败，是“三冗”的“冗费”一项中数得着的弊政。石越的驿政改革，建立驿政网络，只是其一，改良役法，只是其二，而要革除这个驿政之弊，才是他极用心之处。宋朝的官员出差，本来各有驿券，至驿馆可以凭驿券消费，但是那些官员作威作福惯了，到了驿馆，便驱使驿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带着大量随从，他们在驿馆的花费，也远远超过规定允许。一旦供给不如意，驿吏往往还被这些官员虐打。而他们多花的钱，官府不肯认账，只能驿吏自己贴补，实在贴补不了，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当官的同僚，就从附近百姓身上强行摊派，因此驿政实是宋朝之一大弊政。朝廷花费巨大开销维持这个网络，而百姓同时还要受荼毒。但是因为驿政同时还与军事有关，一直以来都投鼠忌器，纵有改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但石越的新驿政法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皇帝与两府在权衡之后，也终于首肯，并明颁诏令，在陕西一路先行实施。
在石越的新驿政法中，将陕西一路的驿政网分为干线与支线。连接军事重镇与主要城市直至汴京的网络，称为干线，干线全部是官营。而其余州县之间的网络，则是支线，这些或官营，或民营，不一而足。而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都废止了驿券，官员可以根据品阶与里程领取固定的差费，想多花自己出钱，少花了也不用退还。而且，为了减少情弊，这笔钱直接到陕西路转运司去结算，与地方驿馆、地方官府都不发|生|关|系。而另有一套方法，由转运司与各驿馆来进行结算。从此，官员进驿馆便与住客栈一样现钱交易，驿馆再也不是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的地方。当然，以宋朝的条件，不可能花巨资另建一套军方的驿传系统，因此，驿政网的干线，同时也是军方的驿传系统，并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所以枢密院另外颁佈了通报军情的方法，即所谓的金字牌递发、银字牌递发等，各驿馆必须优先保证军方的用马与信使的一切用度。除此之外，如普通武官的出差，也与文官一样，并无特权可言。
石越的新驿政法触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汴京，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新驿政的官员，头一次比支持的还多。因为此事一旦陕西成功，肯定要推行全国，注定是要损害到所有官员的利益的。自从陕西推行新驿政法后，官员上任带一大堆人的事情，马上就消失了——若是自己出钱，即便是宋朝官员薪水优厚，许多人出行，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而且，更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不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进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深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水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口。
石越这是头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管石越不动声色地做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擅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种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石越的强硬之处，一点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
安抚陕西后接连取得对夏战争胜利的同时也给石越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加上他自熙宁三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本也颇为雄厚，在朝中又得到了司马光、冯京、韩维甚至是吕惠卿等一大帮人的支持。这些政策推出之后，庆历老臣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支持；而三大报更是异口同声地赞扬，白水潭出身的进士，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也公开提倡“单骑赴任”，以示支持；从朝廷到地方，更有许许多多与石越利益相连、或者理念相合的官员替他辩护，为之声援。于是，陕西路的新驿政法，虽然非议、污蔑、攻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但却终于被坚持下来了。但凡敢在陕西路破坏新驿政法的官员，无一例外，都被石越与刘庠参劾得罢官革职。陕西的驿政网络，也终于一日比一日健全成熟。
只是，陕西也是无法自外于全国的。由外地入陕的官员，难免会有几分不适应。
宜君县驿馆的事情，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症的一个小例子罢了。主簿大人若是往他路就任，虽然职位卑微，但是因为是进士出身，一路之上，莫说驿馆要殷勤招待，过境的地方官员，免不了也要召集歌伎大兴宴会迎送，许多诗词便在这样的宴会上诞生。这既满足了他们文人身份都需要的风雅，又满足了他们官员身份所需要的逢迎。当然，这一切都要由大宋的财政来买单。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要接待，就要自掏腰包，否则被石越、刘庠知道，便会担上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这样一来，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们都变得小气许多，如主簿大人这样级别的官员，更是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宜君县的知县，完全是假装不知道有位甘泉县的新任主簿要经过自己的辖区。当然，主簿大人也不是头一次有这样的遭遇，进入陕西境内之后，只有一个县派人迎接过他，那是因为那个县的主簿，是他的同乡。但是宴会的规模，却远没有传说中的盛况——由私人出钱与由官府出钱，永远是两个模样。席间两位主簿喝着酒大骂石越与刘庠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甘泉县主簿大人与他的仆人虽然被那年轻儒生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始终不敢闹将起来，将自己的前程丢在这宜君县。那仆人嘟囔两句，便被主簿大人喝住，主仆二人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乖乖付钱吃饭去了。
阿卡尔多三人将这一幕闹剧看在眼里，不免都各有感慨。
柴远转过头来，便叹道：“何日能将这善政推行天下便好。”一面却在心裏盘算着，陕西驿政网络支线中几个富庶地区的，都被江南十八家商行联号和陕西本地富豪瓜分，余下的便只是些没什么利润的支线由官府经营——这样的地方，由官府来做，成本并不高，不过是养成一两个老厢兵，一两辆破旧牛车。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却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十年可能也挣不出一辆破旧牛车钱来。然陕西虽被瓜分干净，但在柴远看来，真正的商机却绝不仅在陕西。大宋比陕西富庶的地区数不胜数，试想一下，如若能独占两浙路驿传网……
种建中仿佛是知道柴远的心思一般，淡淡接道：“柴兄不知杭州蔡元长已经上表请求朝廷许可两浙路效法陕西，行新驿政法吗？”
“果真？”柴远这下当真是喜出望外。蔡京是想拍石越马屁，故意呼应石越，还是想真的做点政绩，柴远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朝廷可许了他？”
“在下亦不晓得。不过是听说而已。”种建中说这些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他是个纯粹的武人，对政治、经商，都有着天生的嫌恶感。虽然他有着世家子弟应有的政治敏锐，但是正如他也有着世家子弟应有的礼貌一样，那都不是他的本心。
失望的表情浮上柴远的脸上，不过只是一闪而过。他喝了一盅酒，笑道：“休管那些不着边际的。弟还有一事，正想请教种兄。”他压低声音，问道：“小弟想请教种兄，兄以为朝廷到底会不会墨缞用兵，征伐灵夏？”
种建中似乎怔了一下，立即说道：“朝廷不是还在议论吗？”
“但凡有大事，朝廷总是要议论不休的。”柴远的话中带着讥讽，“果真要朝廷诸公议论妥当，只怕夏主连儿子都生出来嗣位了。小弟虽不是读书人，但是朝廷那些事，我亦看得清楚。想打的也有，怕打的也有，各自的理由虽多，但归结起来，也就那么几点。想打的，认为机会难得，必能建功；怕打的，担心军费不够，禁军打不过西贼。”
“那柴兄以为呢？”种建中反过来问了一句。
“太皇太后刚驾崩不久，王韶相公又突然生病，眼见着不起了。朝廷诸公一时疑心不定，瞻前顾后。但以弟之浅见，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假设辽主灭了杨遵勖，突然布告天下，要替天下行义，为夏主除奸，出兵灭夏，易如反掌。届时以辽并夏，我大宋要如何自处？如今夏国是以下犯上，朝廷出兵，是正三纲五常，一介使者至辽，休说契丹无力西顾，便是有力，大义之前，亦只得拱手。否则日后辽主无以服天下者。我军亦非不能战，石帅主持西事，屡战屡胜，区区一个王韶，何关大局？”
“这么说，西方果然要打仗？”阿卡尔多兴奋地插话问道，“大宋皇帝要出兵替一个国王平定叛乱的臣子？”
“天才晓得。”柴远大大咧咧地笑道，“听说司马君实几次叩得头破血流，谏阻出兵……”
“那朝廷养我们做何用？”一直不愿意多说的种建中忽然语气激烈地说道，“朝廷并非没有能战之兵，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不取灵夏，养兵何用？”种建中声音不高，但却是辞气慷慨，显然对于司马光反对伐夏十分不解，对于包括种建中在内的大部分北方世家子弟来说，司马光一直是他们所尊敬的人。
“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柴远却愣住了，《新义报》去年底曾经报道过禁军整编的事情，当时报上说对辽部署的河朔禁军整编顺利，但是对西夏部署的西军整编却因为战争而进展缓慢。显然，《新义报》没有说真话。
种建中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轻描淡写地掩饰道：“我不过是推测而已。以我的阶级，亦不能知道这些事情。”
阿卡尔多对宋军有多少军队完成整编不太感兴趣，因笑道：“想知道朝廷是不是要用兵，只要打听一下陕西的粮价有没有上涨便知道了。”
“果然是高见。”柴远不由击掌赞道。
种建中含笑望着阿卡尔多，心里面对这个蕃商也不由得开始另眼相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若朝廷果真有意西北，此时虽然未必集结兵力，但却一定会开始暗中筹措粮草，否则，朝廷的三公九卿们，未免也太让人失望了。
这个年轻的军官，此时还并不知道，居高位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让有识者失望。
三人如此边吃酒边交谈着，忽然，听到驿馆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然后便听到奔马急停的嘶鸣，有人牵马进入驿馆，大声说道：“好好喂喂这匹马，快烧点热水，热点小菜，我还要赶路！”
“哎！官人，这边请……”驿吏答应着，引着来人往前厅走来。
大门“吱”地一声开了，一股寒风吹进厅中，众人不觉一齐缩了缩脖子。便见一个戴着英雄帽，长相英俊的中年军官大步走了进来。种建中看到这人，不觉一怔，忙站了起来，军官显然也看到种建中了，远远便笑道：“彝叔，你怎会在这裏？不是听说你在朱仙镇吗？”一面走了过来。
种建中连忙抱拳还礼：“遵正兄，你怎的来陕西了？”他心中的确是非常奇怪，这个军官，乃是宋朝另一个武将世家、世世代代替大宋镇守府州的“折家将”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名叫折可适。折家虽是羌人，但世代忠义，颇得宋室信赖，府州知州向来都是折家世袭，现任府州知州便是名将折克柔。而折家的男子，大多都有武职在身。像折可适，不过三十岁，便已经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
“有点公务。”折可适笑了笑，向柴远与阿卡尔多告了罪，便对种建中说道：“彝叔，后面叙话。”
种建中也向二人告了罪，随着折可适走进驿馆后面小院的一间房间里。驿吏将一直备着的热水端了一盆来，放到炕边，折可适一屁股坐在炕上，将马靴、袜子脱了，把脚伸进热水里，舒服地叫了一声：“痛快！”驿吏已将酒菜端到炕边的小案上，折可适也不理会种建中，一面便吃将起来。
种建中笑吟吟望着，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了。他注意到折可适腰间有一块银牌。种建中与折可适是两种类型的人，折可适不拘礼数，洒脱随意，注重实效；种建中却时时刻刻用最严格的武人要求来要求自己，举止有度，注重风范。但这样不同性格的人，真正交往过的时间也不多，却偏偏是极好的朋友。
“彝叔是去延绥行营吧？”折可适吃了一口酒，看着驿吏退了出去，便开口问道，“你不是要去宣武军吗？莫非传言有误？”
“原是要去宣武军第一军。”种建中略有点自豪地说道，宣武军第一军，是步军教导军，号称大宋最精锐的步军部队。能够进入宣武军第一军做武官，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
“怎的来了延绥？”
种建中笑道：“托了点关系。”
折可适笑了起来：“想打仗？”
“是啊，宣武军没动静。按兵制改革的方案，整编后朝廷在陕西的马步禁军有十七万，加上蕃兵、沿边弓箭手，总兵数过二十万。打个西夏足够了。我怕朝廷不去调动京师附近的部队，宣武军是殿前司的……”
折可适笑着摇了摇头。
种建中是明白人，立时问道：“你来陕西，河东的飞武军、飞骑军都要参战？”
“难道西夏就是陕西石子明的事？”折可适白了种建中一眼，“我们折家和西夏人打了一百多年，难不成算总账的时候，反要落下我家了？”
种建中也笑了起来：“也是。不过朝廷没有议定打不打……”
“你以为今上忍得住吗？”折可适笑道，“石子明费了这么多心机，不伐灭西夏，他万般辛苦为谁忙？我从北面过来的，你去河边看看，现在江河刚刚解冻，河面上就热闹起来。运往延州的都是些什么？粮食！一船一船的粮食！”
“啊？！”种建中吃惊得叫出声来。
“陕西粮价没有半点波动。熙宁十二年陕西大熟，石越下令不许半粒粮食出陕，熙宁十一年打仗的军粮都是外路运来的，熙宁十二年陕西军费，也是外路运进。你说说陕西路存了多少粮食？河面一解冻，又开始往陕西运粮……石子明不是铁了心要打西夏，他折腾这些事，不是有病吗？”折可适压低声音，又说道：“若说他没有圣心默许，打死我也不信。不论怎么闹腾，官家的心是铁定了，石子明的心也铁定了，这仗就非打不可。”
“遵正兄说的在理。”种建中搓着手，更加兴奋起来。
“当然在理。”折可适得意地笑着，一面朝种建中努努嘴，种建中忙上前从热水壶中掺点热水进洗脚盆。折可适笑道：“你们种家，我就看你最顺眼。种朴和种师中呢？还在拱圣军和朱仙镇？依我说，你劝劝种朴，别去拱圣军，那是老头子待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建中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夜兼程地赶，可把我累死了。”折可适轻描淡写地说道。种建中心中一动，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若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石越毕竟是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说的话自有他的分量，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建中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建中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若折家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建中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建中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建中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建中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安抚司的亲兵护衞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惟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衞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地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着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着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裏，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澣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