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吆喝一声，在仪衞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藉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裏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拙，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裏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裏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裏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地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株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裏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裏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吗？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吆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儿，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吗？”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谘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支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作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分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有所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裏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地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不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地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吧。”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惟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着；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阻，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分分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裏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藉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

薛向的心裏，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裏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心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