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策——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以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地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甘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

惟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地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地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地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地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裏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裏，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地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贻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裏，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地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地阻止后面源源不断地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