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地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及其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才会来临。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地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的小报纸上开始，并且迅速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很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用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是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右。"/>

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两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到一千份以下。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小报，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谋个生业。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它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乎教子有方、贞节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侯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地减少卢之翰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由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必要的伎俩，根据卢之翰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动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着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世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价，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地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地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地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地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地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地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地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将前功尽弃。

石越心裏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吗？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吗？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宋辽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因此，这两份报告不仅说服不了司马光，而且会让他更加乐观。石越知道他的习惯，司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彦成的判断的，职方馆的报告，他向来只作为一种参考。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时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硫磺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硫磺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侯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硫磺开采又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后，日本的硫磺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硫磺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得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