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七年四月十三日。

汴京。

尽管河北沿边，已经战火连城，距汴京一千一百二十宋里的雄州也在这一天陷落，但是，大宋朝的首都，这座普天之下最繁华的城市，却依然笙歌夜舞，歌舞升平。整座城市之中，没有人知道此刻千里之外的北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在这座城市里，最大的争论，仍然是王安石一生的功过，以及新党这二十余年的功过……汴京的市民，每天打开任何一份报纸，必有新旧两党的支持者连篇累牍的争吵、攻讦、漫骂；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太皇太后高滔滔，每日里要读的奏折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不同派别官员之间的互相攻击，余下三分之一的奏折中，又有三分之二，是新党攻击旧党的现行政策，旧党痛陈新党过去留下来的种种弊政！两府也不得清静，两府要处理各部寺、各路州的公文，每日还要接见各色文武官员——以往，两府的宰执还可以从容地与这些官员聊天，以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官员本身的能力，这会成为两府许多决策的重要依据。但这一个月来，上下猜忌对立，支持新党的官员，防范着被他们视为支持旧党的宰执，反之亦然。纵是偶尔碰上一个政治立场相近的宰执接见，他们心裏想的头一件事，仍是攻击政敌，试探着上面的风向。太皇太后的身体，小皇帝何时亲政，此刻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中低级的官员如此，两府、御史台、学士院、门下后省，各部、寺、监的官员亦不能不卷入其中，位居大宋朝心脏部位的主官们，彼此之间的猜忌与防范，甚至暗中的挑拨与斗争，此刻也成了他们的第一要事。

党争一天天地升级。旧党中已然冒出要“驱除小人”的声音，由旧党控制的御史台，对新党官员的监察也明显变得严厉……这样的情形，几乎让人疑心一场政治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这种党争也隐隐牵连到所谓的“石党”。许多旧党官员将石党视为新党的变异与庇护所，而不少新党官员则将石党视为旧党的羽翼。而石党的内部，主要是对旧党的不满也在日积月累，这些谋求彻底主导两府的石党官员，开始将过去的盟友旧党视为绊脚石，认为他们不思进取，对内对外的政策过于暮气沉沉。还有人严厉地抨击旧党才是党争乱象的根源，主张要将旧党彻底赶出朝堂。更有人忧心于未来，急于得到马上快要亲政的小皇帝的好感，不愿意绑在旧党这块石头上一起沉没……

幸运的是，石越与范纯仁的信任仍能维持。长期主持吏部，让范纯仁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与无形的势力，他还能勉强拉住在这党争中一日一日走向褊狭与偏激的旧党，不要将这场党争推向悬崖。而有石越在，就能令石党这一庞大的政治势力不至于随风起舞，也公然卷入这党争中遂致无药可救。尽管几乎石党的所有官员都蠢蠢欲动。

对此，石越除了勉力维持，亦无良策。

百般无计之下，他甚至考虑过政党政治，但是他心裏很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各种制度为基础、为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土壤为支撑。否则，善政亦可为恶果。甚至，是最可怕的恶果！文化的改变比技术的进步，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别说他无法令高太后颁佈一纸诏令，实施政党政治，就算他能做到，那除了造成大混乱，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若是一个国家之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全都是抱持着“汉贼不两立”的心态，视对方为寇仇……就算是有成熟的政党制度，这个国家也逃脱不了政治精英全部陷于内耗而使政府陷于空转之恶果。除非有一方能大获全胜，但在这种文化下的某方大胜，伴随的，多半就是空前的政治迫害！然后就是反覆的、更加残酷的政治报复……

石越很希望大宋朝的精英们，可以不尊重对手的智商，但多少要能学会尊重对手的动机。但他们最不尊重的，偏偏就是对手的动机。

令人讽刺的是，他也必须承认，这倒的确是自古以来政治恶斗的不二法门，从道德上抹黑对手，总是最容易与最有效的。

若不是还有范纯仁这些人存在，石越也许早就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放弃了。

借口总是很容易找的，路也有很多条——若要弄起权来，他不会比任何人差，让这个朝廷不再存在新党、旧党、石党，最终只有他石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是可以做到的事。甚至，这就是很多跟随他的人的心愿。

这样，从短期来看，他可以更容易地达成他的一些目标。他能将对自己的约束减到最小。

只不过，这样，他也就彻底地毁掉了一次文官政府中政党政治的萌芽！

也许，它还会艰难地重新萌芽，继续恶斗，历史重演，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是可能的，只要是文官政府，总会有派系。

但也许，出现的会是他根本预料不到的什么东西。

但那必定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至少不能去做那些明知道是错的事情。

所以，即使找不到什么办法，他也只能继续勉力维持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法子，但石越知道，有时候，有些事情，看起来茫然无措，前途未卜，似乎不知道希望在何方，可是，若能熬得过去，只要能熬得过去，神奇般的，前面就会豁然开朗……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继续努力。

于是，自从章惇被赶出朝廷、田烈武被支往河北后，小皇帝虽然安静了，但是，石越也罢，范纯仁也罢，精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压制、平息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两人都坚信辽人就算真的要南犯，也是九月以后的事，这事总还可以缓一缓。他们除了要设法弥合中枢辅枢中已经悄然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每天还要在政事堂约见那些在新旧两党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有时倾听，有时施压，有时还要利诱……

这些人中，有些人会买二人的账，但无论新党或旧党的支持者，总有一些人软硬不吃，甚至对他们冷嘲热讽，搞得二人灰头土脸。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清议首领”们。石越与范纯仁希望设法首先平息报纸上的争吵，先营造出一种和解的气氛。二人先是打算在政事堂召见汴京较大的几份报纸的主持者，不料这些人平素争吵不休，到了这时候，却又变得齐心了，全部称病不至。二人又想扮黑白脸，令人放话给报社施压，然而，话是放出去了，这些“清议首领”却全当没听见，甚至还有人公然挑衅，请两府放手来封禁报社，他们知道登闻鼓院在什么地方！因为害怕事态扩大，没几天，石越与范纯仁不得不马上亲自出来辟谣。

这几日间，石越与范纯仁正在努力说服司马光与高太后同意，让高太后与皇帝破例接见这些“清议首领”——这是石越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法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些“清议首领”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但是“忠君”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不给石、范面子很正常，但若是太皇太后开口暗示，这个面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会买的。至于那少数的几个，势单力孤，以太皇太后在臣民中的极高威信，他们也不会傻到引火烧身。

但这件事情尚未取得进展，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四月十一日，左丞相司马光偶染风寒，然后便一病不起！

意外的，这座城市的焦点，暂时转移了。

自从熙宁以来，真正在主导这个国家走向的大臣，只有四个人：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石越。而司马光又是绍圣以来，这个国家真正的社稷之臣——天下惟一的能得到皇室、朝廷、军队、士农工商都认可、信任的宰相。的确也有很多人对司马光不以为然，也许司马光在能力上也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但只要司马光是首相，只要司马光在政事堂，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即使有各种危机、争议，但这个政权始终还是稳固的，这个国家始终还是稳固的。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司马光平安无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意识到的。

一旦他生命垂危，即使是汴京的贩夫走卒，心裏也会泛起隐隐的不安来。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为何而生！

但高滔滔却能明白地了解，她的不安为何而来。

今天，她又派了四个御医守在左丞相府，中使每隔两个时辰便去一次左丞相府，报告司马光的病情。一面，两天之内，她已经分别单独召见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

她深知司马光之后，这四个人就是旧党的关键。

范纯仁温和，吕大防刚直，论声望也许范纯仁更高，但许多旧党官员感情上更亲近吕大防，尤其是陕西路出身的旧党，吕家兄弟的影响，无人能及。

不过，真正麻烦的却是刘挚与程颐。

刘挚任兰台有年，清望极高，是台谏派的首领，台谏派最麻烦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们是骨子里有党，可心裏却以为自己无党，口里更是不承认有党。

而程颐如今备位侍从，表面上看不如前三位位高权重，但他有“天子师”的身份，更兼有一帮好门生，他的门生遍布朝野，在朝者官职虽卑，却都是清介敢言之辈；在野者或聚徒讲学，或创办报纸，在学院，无论太学、白水潭、嵩阳甚至是西湖学院，都多有他的学生，而且大多是学术出众，极受士子推戴；在清议，则自《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报纸中，都有二程的徒子徒孙。

程颐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他的门生们，但是他的这些门生们却大多继承了他的治学为人的态度，许多人嫉恶如仇，在学术上对王安石的新学非常敌视，与石学也有很多的争论；而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新党则持坚决的抨击态度，与石党也是分歧甚大。他们在学术上、政治上、甚至是师承门户上的恩怨相互纠缠，其复杂之程度，让高滔滔早就放弃了想要理清一二的想法。

她很少读司马光、吕氏兄弟、二程的书，也很少读石越的书，更加不读王安石父子、吕惠卿的着作……对儒学的门派之争，解释经义的分歧，她毫无兴趣。

她关心的是，司马光死后，这四个人，或者他们所代表的势力，能否继续和衷共济，维护着大宋朝，让它能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她更关心在她百年之后，这四个人能否得到六哥的认可，继续被六哥所倚重、依赖？她一心想要留下一个权力结构稳固的朝廷给六哥，既能约束年轻的六哥冲动妄为，也能制约石越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保证大宋朝廷继续遵守着祖宗法度，稳固地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