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府。

河间府本是秦代之上谷、钜鹿郡，南北朝时后魏在此设立瀛州，此名便沿袭至熙宁年间。熙宁间石越、司马光并路、裁并州县，才将瀛州升为河间府——这个名字来自于汉代，汉代在此设立过河间国。<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真实历史上，据《读史方舆纪要》，至北宋末年之大观年间，才升为河间府。"/>河间也属于关南之地，是周世宗从契丹手中收复的地区之一。宋初在河北东面抗御契丹，是以高阳关为根本布局，因此，直至仁宗时，瀛州也属于高阳关路。但是，澶渊之战，契丹南下，围攻瀛州，结果在此城下，丢了三万具尸体！最终不得不绕城南下，自此以后，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便越发受到重视。因为河间府地处水陆冲要，舟车通利，转运方便。周围又全是富庶之地，东临沧州，兼有农田海盐之利。契丹若南下，占据河间，则进可攻退可守，深入河北、京东，来去自如；而宋朝若要谋取燕蓟，河间府也可以成为前进基地——从河间府到雄州，不过一百三四十宋里左右，之间又有河北路最重要的官道。因为其地理位置较之高阳关更加优越，慢慢的，河间府便取代了高阳关的地位，宋朝在河北路，形成了西有镇、定，东有瀛、鄚的钳形布局。

绍圣以来，司马光、石越经营河北防线，便是以真定府、河间府一西一东为据点，皆是池深城高，屯驻精兵，若北方之敌敢深入大名府，则此二镇之兵，便可断其粮草，攻其后背，将来犯之敌歼灭于大名府防线之前。所以，实际上，在司马光与石越的布局中，真定、河间，才是大名府防线之关键。若无此二镇，则大名府防线便成了单纯龟缩死守的一条防线。

也因为如此，真定、河间府驻扎的，乃是河朔禁军中，最为精锐的两支部队：武骑军与云骑军。

自石越得意以来，大宋枢密院、兵部，遍布出身西军的武官或者亲西军的文官，虽然收复河西后本来塞防重点已经转移到河东、河北，但事实上却是，一切兵甲配给，西军总是会暗中得到照顾，连禁军征募，那些看起来孔武能战的，也是由禁军上军与西军先挑，然后便轮到河东军，到了河朔禁军，就只有挑剩的了。其余诸如前往讲武学堂培训、各军校卒业之学员分配，样样都是上军、西军为先，河东军次之，河朔禁军与东南禁军最后。两府虽然曾经有意裁减部分西军，或者将一些西军调防河朔，但也是因为西军在枢密院、兵部的庞大势力，最后不了了之。

可以说，除了火炮配置、城防构筑这样直接由两府宰执决策的事情外，河朔禁军事事皆受歧视。

河朔禁军中，惟一能得到平等待遇的，便只有武骑军与云骑军。这也是河朔禁军中仅有的两支纯马军。自从有了河套、河西之地后，虽然仍免不了要屯田养兵，但宋廷仍极注意保护那里的牧场，一方面以轻税鼓励汉人经营牧场，一方面对当地的番人也只征极轻的赋税，朝中战马来源，由赋税直接征收的只保持两三成，而七到八成则采取购买之方式——虽说官府之和买，总免不了要压低价格，但是绍圣以来，宋廷政治还算清明，且当地并非发达地区，物价较低，宋廷又严格控制和买比例，因此这十来年间，的确是大大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自从宋朝有了稳定的战马来源后，而且对与宋朝进行马匹贸易抱着极不乐意、百般限制的辽国，态度也转变了。再加上与西番、西夏的马匹贸易，宋朝的战马十数年间，就翻了好几倍。

以武骑军与云骑军来说，不仅配备了一人两马，此外，还配备了上千头的骆驼、骡、驴组成辎重营。这两支马军装备也远较其他的河朔禁军精良，它们既不是重骑兵，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骑兵。针对契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配备少量重骑兵，战斗技能不仅仅长于骑射，马上格斗冲锋、近战也很出色的特点，武骑军与云骑军的骑兵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搭配。每军中，有两个营的马军装备长枪、短枪、配剑、圆盾、手弩五种兵器，他们身穿一种特制的轻甲——胸前由一大块钢板防护，但手臂与大脚则几乎不受保护，戴着钢制头盔，战马则披上纸制马甲，短枪被用来投掷，长枪则用来冲锋，配剑用于格斗。另外三个营的骑兵则以骑射为主，他们只穿着纸甲，戴着很轻的头盔，战马则完全没有防护，配备弓、箭、手弩、短剑、小圆盾，还有五枚霹雳投弹。他们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将自己的骑兵训练得如同契丹人一样全面，因此只要求骑兵们掌握一两种战斗技能，比如弓骑兵就几乎不进行马上格斗训练。

这样的效果的确更好。

至少新任的云骑军都指挥使田烈武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从训练上来看，他的弓骑兵熟练地掌握了马上骑射的几种姿势，而且射程也能达到要求，只是命中率低了点，只有不到三成的骑兵能达到五中三，大部分骑兵只能五中二。另外两个营的骑兵，从力量上看，也能让他满意。

对于田烈武这样的宋军马军将领来说，他就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培养精锐骑兵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汉朝骑兵之盛，不仅仅是因为汉武帝在长安组建了常备军，更是因为在民间，特别是关中地区民间有大量马匹，关中地区的“良家子”，虽然不能如塞北匈奴一样完全生长在马上，但也是从小就习于骑马射箭，这就保障了可靠的兵源供应。唐朝的骑兵之盛，除了国家拥有大量的牧场外，府兵制的存在，至关重要。当府兵制败坏后，大唐真正的骑兵，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以胡狄为主。所谓的汉人骑兵，大量的其实只是骑马之步兵。田烈武对这些典故并不清楚，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马军将领，他知道大宋的马军，大多战士从应募入伍后，才开始学习骑马，要精熟骑射之术，已属相当不易。若要让他们如契丹人一样全面，那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如十余年前的西军，在打了近百年的仗之后，拥有的少数几支马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真正的精锐敢战之士；还有选拔标准更加严格，对天赋要求更高的上军……宋军中马匹的短缺是这十余年才开始改善的，朝廷鼓励民间养马，宣布对每户养马五匹以下不征赋税，是更近的事。也许再过十五年，大宋的马军也能拥有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供应，生长于中户与上户，打小骑在马上打猎、耕地、拉车，只有当这样的人多起来，大宋的马军，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至于现在，田烈武甚至不敢期待如今的西军马军也能如契丹人一样全面，虽然他相信西军仍值得信任，因为如今掌握着西军的，依然还是那些经历过战阵的校尉、节级。

所以，云骑军已经令田烈武十分满意。

他手握一万骑兵，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他是新官上任，对部下还欠缺了解，威信也未建立起来，而且这支部队从未有过实战的经历，但当四月十日他收到辽军入侵的战报时，他仍相信，他有足够的领兵经验，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大有作为。

四月十二日，他见到了由归信城一路南下，前来求援的使者。他本来已经在考虑发兵北上增援，因为据使者所言，辽军的兵力不多，若依托于瓦桥关、归信城，他完全可以与辽人一战。虽然河朔禁军经常有将领坐拥大军、避战不前而见死不救的事情，但这可不是西军的传统。西军许多失利的原因与河朔禁军正好相反，他们是在前去救援的路上被人设伏以待。虽说战败皆无荣耀可言，但相比而言，田烈武也是宁肯败在救援的道路上。况且，归信城的战况、使者的忠义，的确也让田烈武为之动容。

但是，当天晚上，雄州传回来的战报，却让田烈武不得不告诉那位使者一个坏消息——归信已经陷落。而他的上司，河间知府更是直接拒绝了他想救援雄州的要求。而知河间府在战时，的的确确是河间府内所有驻屯军事力量的最高长官。

幸运的是，十四日，他迎来了一个新上司。新任判河间府，正是刚刚罢相的前兵部尚书章惇！章惇是在上任的路上听到了辽人南犯的消息，便抛下从人，自己单骑快马前来，接掌河间府一切军政事务。

章惇到任当日，便答应了田烈武北上增援的请求。

田烈武已经整装待发，然而，当天晚上，从鄚州又传来紧急军情——雄州陷落！柴贵友、赵隆生死不明。

局势仿佛在顷刻间坍塌。

从十四日起，从雄州、莫州南下的难民蜂拥而来，附近的百姓也纷纷涌入城中——如束城镇这样的小城不能给他们安全感，无数的百姓向河间府涌来。

但河间府只是一座城周十二里的城市而已。它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很快，街道上到处都睡满了逃难的难民。对于粮食的压力更是陡然增大。

十五日，辽人兵锋进入鄚州境内，鄚州北面的鄚镇被洗劫一空。

十六日，辽人绕道攻入鄚州东面的长丰镇，在长丰镇放了一把火，将该镇烧了个精光。

当日更是传来谣言，风传霸州也已经陷落。因为霸州音讯隔绝已经许久，雄、霸之间，辽军遍布，章惇与田烈武一商议，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假定霸州的确已经沦陷。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辽人在攻下雄州后，一直没有直接攻打鄚州城。二人猜测也许是攻下雄、霸，让辽人损耗太大，他们不得不休整数日。

章惇开始更加雷厉风行地整顿河间防务。他下令禁止难民再进入河间府，迫使更多的难民不得不继续南下，一面则在沿途而来的难民中，招募习练过弓箭、武艺的青壮，充入巡检。又派人带了一大堆忠士、锐士、守阙忠士、守阙锐士的空白告身，前往河间府各县、镇、村，颁给各地之忠义社、弓箭社的头领，让他们听令于河间府巡检，平时互相联络，定时向河间府报告消息。又颁下赏格，鼓励他们在辽军进入河间府后，敢于攻击小股辽军。驻扎河间府的宋军，原本除了云骑军外，尚有神衞营第十六营以及河间府巡检三百余人，章惇大举募兵，兼之河间府本是作为重要军事据点经营，府库之中，兵甲堆积如山，数日之内，他就把河间巡检扩充到了六千余众！

有了这六千余巡检，再加上城墙上那二十余门火炮与整整一个营的神衞营，章惇与田烈武一合计，与其坐等着拥有火炮之利的辽军从容攻下鄚州再兵临河间城下，倒不如北援鄚州，维持着鄚州不被攻陷，也可减轻河间府的压力。兼之据此前雄、鄚传回来的战报，辽军骑军只有数千人，显然只是先锋部队。于是，十七日，田烈武便亲率三个营五千余骑军，北上君子馆。君子馆北距鄚州州治任丘县四十里，南距瀛州城三十里。田烈武无论北上增援鄚州，还是南撤回瀛州，以骑兵之速度，半日可至。

然而，让田烈武纳闷的是，他在君子馆待了三天，一直等到二十日，除了发现小股的辽军斥候外，韩宝并没有对鄚州发起进攻。辽军的前锋，只推进到鄚镇，便停了下来。

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商议了数次，都没能猜到韩宝到底在想什么，辽军究竟发生了何事。

契丹发动这场战争，必然有其目的。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能想到的，不外乎四个——其一，灭亡大宋；其二，报复大宋终止条约，试图通过突然的战争，迫使大宋重订城下之盟；其三，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夺取关南之地，或固守，或迫使大宋用财货赎回；其四，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如历代塞北胡狄所做的，劫掠大宋的沿边州郡，既能抢夺财物，亦能令大宋不堪其扰，最终不得不求和。

而且，只要战争获利，辽人便能再次确立对大宋的优势地位。

除了第一个战争目的，其余三个目的，皆有可能。田烈武的参军们虽然事先想不到辽人真的敢于南犯，但当战争开始，他们倒是很容易地理解了战争的原因——既然是岁赐确立了宋辽的百年和平，没有了岁赐，自然就不会再有和平。

顺理成章。

只是他们不知道辽军的战争目的，不知道辽军究竟开始了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就只能去猜测辽军的想法。

没有几个人相信辽军只是小打小闹，仅仅是想劫掠沿边。辽国已经不是一个蛮夷国家，而且大宋如今国力正盛，绝不可能对辽军的劫掠忍气吞声。劫掠沿边等同于邀请宋军去收复幽蓟，无异于将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也变成战场——这样一来，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而这对辽国显然不利。

而且，辽军南犯之前隐蔽得如此之好，又选择四月进军，如此煞费苦心，亦非小打小闹的迹象。明显是想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既是如此，他们便应该迅速南下，在两三个月内，西军驰援之前，突破大名府防线，击溃河朔禁军，迫使大宋签订城下之盟——如若河朔禁军果真在西军到来之前就被击溃，西军数千里赴援，孤军作战，亦难有什么大作为，而且若西军急于复雠，反而可能被辽军各个击破。总之，若能如此，辽军至少能牢牢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宋军想要复雠至少也将是几年以后的事。

若其目的只是夺取关南，亦当及早攻取鄚州，才能集中兵力，围攻河间，以便在宋军援军赶到之前，先攻取此城，避免腹背受敌。占据关南之后，便可取得先手，利用关南之积聚，与大宋争雄于河北。如此一来，大宋整个河北皆沦为战场，势必损失惨重。而契丹国力所受损耗则能减到最小。河北腹地利于骑兵驰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契丹将能尽得地利。

其实，即便辽军仅仅是想劫掠，也应该马上南下。他们既然攻得下雄州，自然也攻得下鄚州。抢城市总是收获比较大的。雄鄚之间相距不过六七十里，骑兵一日可到，没有任何理由放过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