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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雪袍子》解读
胡小娟
西篱的小说《雪袍子》延续了她的诗歌特征，小说具有“诗化”的质感，着重表现了现代人的病灶——孤独。这里的孤独有两个维度，不仅限于身处城市背井离乡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精神的变异。同时并置于广州这一地理空间的还有13岁少年周忻的家乡——风镇。在周忻的精神世界中，故乡的孤独更彻底，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灵魂孤独的自然流露。小说中广州与风镇不停的置换，回忆与追忆不时的穿插，两种生存环境导致的精神变异互为参照。这样的孤独散落在小说的各处，需要读者前后的整体观照拾掇。同时小说也明确的给予了可以穿透这种孤独的力量——无处不在渗透的温暖与爱。
（一）两个维度
小说表面上有一条明确的叙述主线：逃出风镇——火车——广州——东莞——广州。这条主线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具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场景描写。这条叙述主线主要定格于广州这一城市地理空间。另一条隐含的叙述主线则通过少年周忻的追忆和情绪描写来构造，这个空间可以看成周忻的灵魂归属和精神家园。两个空间并置交错，形成交错的叙事结构，叙事幅度相差无几，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叙事张力和审美效果。
在第一维度上，以写实的方式构造。叙事以火车场景开始，“列车哐当哐当的声音，好像是可以把所有的事物掩饰起来……”，这样的叙事方式让人联想流浪故事的开头，既有一种讲故事的平淡，又增添了未知后事的神秘传奇色彩。虽然这一章写实的空间是在火车上，但是文中更多的幅度是周忻追忆在风镇的日子，运用通感、联想、幻想等方式把火车的现实场景与风镇的回忆场景联系起来。周忻每一次的心态流动都由眼前的感官或思绪所引起，这是叙事的出发点，从而展开追忆与梦想，过去和现在不停的置换。如，在火车上看见一个老大爷端着漱口缸子过来的问候他时，从笑盈盈的眼睛中看到了爷爷，回想起小时候与爷爷在一起的经历，接着又联系起一些关于地震的苦痛经历。这些苦难必然会印记在少年的心上，小说擅长于把这样的苦难诗化，凝滞成随处可见的黄丝带。这样的处理方式随处可见。作者善于把苦难升华，诗化，并试图以一种社会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固定化，把这种形式固定成为内容传递下去。
在前半部分，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回忆中的风镇是主线，现实是副线，情节发展到后来找父亲过程所遇到的一系列人和事时，现实则变成了主线，追忆的叙述越来越少，同时也预示着少年周忻的精神的转变——从沉溺于过去与追忆到勇敢的面对现实和承担自己所做，真正的成长与蜕变。“根据人物内心重新剪辑情节时间，突出作家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尊重个性、自我、精确的把握人物心理的能力”[1]。实际上这是作者笔下人物的一种精神转变，无论是小说主人公少年周忻还是其他城市中的各色少年，甚至是周忻的父亲，他们都在这样的场景置换中完成了自我蜕变与自我身份的确认。这在所有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而言是重要的，因为漂泊在城市的人，尤其是远离城市中心的阶层最难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一旦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时，就会大大的减弱内心的空虚与不安全感。
“把任何两个镜头对列在一起，它们必然会由于并列而造成一种新的性质”[2]。作者的意图的是明显的，对待广州地理空间这一维度时，始终带有一种审视的眼光，既有批判也有接受，对于城市生活保持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价，对于许多乡下人进城的现象也很隐晦的表明了立场。而对于风镇这一精神家园维度时，处处表现出脉脉温情，怀念与回忆。
首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在描写风镇的风景时，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早晨，空气很干净，大山很近，山上的沟壑也看得清清楚楚。
中午，太阳当顶，它们被推远了，而且烟雾弥漫，模模糊糊。
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西边山坡的颜色美极了，像披着最最华丽的毯子——你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的，玫瑰红的大毯子！
那毯子将所有白天的光芒带走，又将黑夜的序幕轻轻拉开。”
描写广州印象的时候，却是这样的：
“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感觉有整个风镇这么大。
太阳正在头顶上，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低下头，连自己的影子都找不着；抬起头，到处是闪光。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不息。
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好像很远又很近，这是大城市的声音，由无数的声音汇聚而成就好像水和奶粉、膨化剂、糖等各种各样不好吃的东西，搅和一起并经过低温处理后，成为美味无比的冰激凌。车的声音，人的声音，高架桥颤抖的声音，广告的声音，还有种种数也数不清的声音，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搅和成声音的冰激凌，有些甜蜜，但不解渴；又很远，像梦中的河流的声音。”
两个场景的描写都是自我感觉的膨胀。但风镇的景色描写像一首诗一样，既形象又能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想，客观可感，真实而有意境。而广州的描写通过声音，虽然没有一字是直接的表现出主观情绪，但在曲折的表达下仍能看出广州对于叙述者而言是遥远的、幻灭的、混浊不清的，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个混浊感。整部小说的基调基本如此，当写到回忆风镇那一维度时，既清新又灵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鲜活的灵魂的叙述，而在写到广州时，则是机械而僵硬的，缺乏真实感与切近感。“思维就是言说，言说也就是思维，一种言说方式就是一种思维方式”[3]。这里可以窥视出作者的两种思维方式，或许可以追溯到作者的童年。童年的西篱是在乡村渡过的，所以可以真实的写出少年眼中真实的风镇，而广州是她成年以后才接触进入，更多的是带有成年人的眼光看待，很多感觉似乎都是靠作者的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进行，所以在写到广州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其次表现在对各种人物的情感倾斜上，主要是周忻在广州遇到的人物。
第一类是周忻在流浪过程中得到过帮助的人：韩江川、远洋姐姐、韩北川、罗杰、玛利亚、神秘男人。这类人基本上是从全国各地流入广州，如江川北川为了需找亲人；远洋姐姐、罗杰和玛利亚为了寻找梦想、神秘男人为了报恩。他们与周忻父子一样，都是远离城市中心的无产者。实际上，他们仍是属于周忻精神世界这一维度的成员，除了梦想和爱，他们基本上一无所有。但他们的生活却是有序而有目的，热爱命运、热爱生活的一群。“无论生活多么不幸、残酷，人除了热爱生活——包括其中的不幸于残酷，没有别的出路，这就叫做‘热爱命运’”[4]。他们在周忻的流浪中扮演了匆匆的过客，同时也是永恒的，因为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我因为有伴而不觉得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