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21]
佛学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22]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23]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24]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25]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26]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27]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28]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29]“辅时及物”[30]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31]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寓言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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