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蛇，就先要握紧棍子。黄历认为单凭自己个人的杀敌能力，给鬼子造成的伤害总是有限的。而要将杀敌的理论和技巧传授给他人，则会对抗日事业更加有益。成功的行动过后，他花费了一周的空闲时间，整理出一本《城市战斗手册》。

这本手册字数不多，但内容很全面、很系统，其中涉及了几种制作爆炸物的方法，非常具有可行性；另外便是介绍城市作战的一些常用手段和战术，以及一些特工常识，比如跟踪、反跟踪、徒手格杀（在北平这样的沦陷城市里随身携带武器是很危险的）等等。这与军统的繁琐教材又有很大不同，注重的是简单实用，能被迅速掌握。

为了以后的战斗，黄历不仅写出了理论，更将其付诸于实践，经过试验，他和李振英制出了塑性炸药。塑性炸药的外观象橡皮泥或生面团，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粘稠度。而且密度高，防水性能好，便于伪装携带，容易捏成所需形状，很适合特种作战需要。不是有首儿歌这么唱的：“塑性炸药好，塑性炸药好，塑性炸药一出手，谁也别想跑。你一包，我一包，日本鬼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有了塑性炸药，抗团因此有了新的杀敌利器。而且在这次扫除毒害的行动中也有了新的方式，那就是效仿武松鸳鸯楼留言，也是学习后世恐怖分子每每声称对某起袭击负责的做法，抗团在城内城外贴了不少告示，一是为扩大影响，二来也迎合了中国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心理。

黄历弄完手册，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特务身上，正准备对蒋文忠实施最后的控制时，从天津传来了最新的军统指令。

“以上海地区为重点，建议各沦陷区都可量力而行，针对日本武装官兵，给予严厉打击，格杀勿论。建议包括以下三点：一、以身着军服的日本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须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当场即干掉；二、其执行地点，以日军占领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三、尽可能避免殃及我国居民的安全……”

“为了便于明了以及解答可能发生的一些疑问，对以上三点，再加以申述如下：以前，照规定，无论制裁任何人，包括敌军在内，都必须事先奉准而后可；自本命令下达后，可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而实际上也非如此不可。试想，我们从外形中，顶多也只能辨识出日本军人的兵种及官阶，不可能得悉他们的职位与姓名，因为他们一律不佩戴符号或名牌。至于他们所负的任务为何，那就更无从得知了，又何况这种事情大部份都发生在临时遭遇之际。另外，格杀日本兵而害了我们无辜同胞的事，过去已屡见不鲜，每逢一次行动破坏后，日军总是封锁现场，任意逮捕附近居民，除严刑拷问外，且肆意掳掠奸淫，无恶不作。其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因耳目众多，或许还稍有顾忌，到了穷乡僻壤，那就更为所欲为了。有鉴于此，所以我们谆谆告诫同志们：事先绝不利用居民的家屋作为掩蔽，事后则尽可能撤离出事现场，万不可图一时之安全，进入民宅躲藏。换句话说，宁肯多冒一点危险，也不要牵累了同胞。另外，格杀身着军服的日本官兵，和在战场上攻击敌人一样，旨在打击敌军士气，消灭敌军实力。其所以不杀穿便衣的，即使明知道他是日本军人，我们也应以‘解除武装’视之。设如有一天日本军人都不敢身着军服到处横行，鱼肉国人，那就证明此一行动之奏效……”

命令是建议性的，因为抗团虽受军统支持，但实际上却并不属于军统，他们有相当的自由。但对于这个转来的命令，抗团的几个领导却都兴奋异常，摩拳擦掌。

大凡经历了这几年苦难的国人，如果天良犹在，又不太健忘的话，一定是记忆犹新，仇恨满胸。而对于和敌寇短兵相接、不断搏斗的抗团，当然会更有切身之痛，也可以说是由于日军的残暴不仁而激发出来的仇恨。所以，抗团领导的心理反应是：如果可以不经奉准，便能径自格杀日军武装官兵的话，他们都会争先恐后的乐于执行此一任务，这太痛快了。

“我看各行动组应该全部出动，对在街上骄横异常的日军士兵予以格杀，甚至几个行动组可以联合行动，针对日本宪兵开展攻击。”孙若愚使劲地一挥拳头，表示出他心中的迫不及待。

李振英刚看指令时也涨红了脸，但仔细思索过后，脑子里并不全是兴奋，而是对行动的利憋思考。他轻轻摇了摇头，缓缓说道：“我觉得还是不要通令所有各组一体遵照执行的好。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能大家一齐单做这一项，而且有些小组的性能，并不适合参加这样的行动。”

“别的组我不管，我们组肯定没有问题。”冯运修抢先说道：“这个指令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很值得一试。而且在执行上，也并不是太困难。而且牺牲小、威力大，对我们，特别是沦陷区的民心，都是一种鼓舞。”

“老三，你怎么看？”李振英转头望着黄历，想寻求他的支持。

黄历淡淡一笑，说道：“行动肯定是要有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只对几个行动单位作选择性的交代。毕竟这样的事情没有先例，执行后效果如何？各界对此的反应又如何？总要听一听，看一看，如果有什么不当，也便于及时修正。”

虽然黄历在有意淡出抗团的决策层，但他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在明确表示了对李振英的支持后，其他人也觉得有道理，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经过商议，行动先交由冯运修和孙若愚这两组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