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生活在其间并继承其成功带来的好处的那些人所撰写的关于过去事件的书面证词或诠释。一联系到军事冲突问题时，历史总是难于避免地从胜利者的观点来描述。他们的言论，最终就这样地被保留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占据优势和强大实力的一方，总是有办法不让人们窥视那些决不是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件，以便他们能流芳百世，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

于是，就有了被封存了三十、五十甚至七十五年的秘密文件放在档案馆里。其中一些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是对胜利者提供的保护，使他们不至于因对历史的反省陷入难堪的境地。这就是胜利者鲜为世人责骂的原因。

殖民主义的末日来到了。在日本人的自行车队沿着马来亚公路长驱直入，接着在战事达到最高潮时攻下了被丘吉尔誉为“要塞新加坡”的那一年，英国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被粉碎了。大不列颠统治海洋的时代，变成记忆中的往事。

但是，英国人不愿面对这些现实。他们还妄想卷土重来，恢复其光辉的年代，仿佛世上没发生过什么事，也没有什么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似的。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作出一些让步，然后再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成为占据优势和拥有强大实力的一方，并将不利于他们的文件抹掉。就如同他们与马共抗日军所签署的《布兰丹营地合作协议》一样，不过是暂时的利用，不过是在无风险和可供使用的距离内的一种策略。

如果黄历的梦想只是局限在西婆罗洲，那战后与英国佬的冲突便不太可能发生。但事与愿违，出于对铁血青年军前景的看好，由于英属婆罗洲郭支队的发展，他的目的已经不满足于一个类似于华人自治区的地域和名义。

所以，要通过泰丽把美国人也扯进来，从战后美国对各英属殖民地独立风潮的态度来看，美国是很愿意看到昔日强大的英帝国败落下去的。从英帝国手中独立的各殖民地将会成为美国商品的巨大市场，以及潜在的盟友。

这边与东南亚盟军代表的初步谈判刚刚结束，还没有收到盟军司令部的肯定和答覆，黄历听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在荷属东印度占领区，日本人要组织伪军了。

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后，在爪哇建立了一个军政监部，总部设在巴达维亚，并把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日本人为了支持马来亚的马来人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和华人（加起来算），起初很重视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同马来亚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类似关系。此外，他们在行政上把苏门答腊分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消印尼人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印度群岛在内的印度尼西亚国的愿望——日本人开头是反对这个想法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改变了，于是把苏门答腊从马来亚分离出去，置于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则置于一个日本海军管制机构的统治之下，其司令部设在望加锡。

1942年9月，按照日本的形式改组了当时的司法制度，设立了一个日本军事法庭，以处理违犯军纪的事件。并在随后颁佈了一部严厉的新刑法，警察部也进行了改组，在各个城镇和乡村建立了一支警察辅佐部队。象在所有的日本占领地区一样，警察和司法事务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宪兵队手里，他们采用一贯的凶残手段来行使这种权力。为了便于进行活动，他们培训人员并建立了一个爪哇分部，这个分部尤为一般老百姓所痛恨和害怕。

日本征服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所有的荷兰官吏都被撤职，和荷兰平民一起被拘留起来，共计六万多人。荷兰官吏由日本人接替，这些日本人主要来自日本本土、朝鲜和福摩萨。在1945年，有二万三千多名日本人受雇于日本军政监部。爪哇人和其他土着居民大都只限于担任军政监部内的低级职位。少数允予担任较高职位的人员，身边都有日本顾问。象在马来亚一样，日本人严厉地打击在爪哇人数相当多的欧亚混血种人，日本人怀疑和讨厌他们，认为他们是保持西方影响的祸根。很多人被监禁或拘留，其余的则遭到严密的监视。后来，这种严厉的对待有所改变，因为日本人发现欧亚混血种人对他们是有用的。广大的华人也受苦很深，那些有亲重庆嫌疑的人由宪兵队加以处理，而一般的华人则被强迫加入那些支持日本人以及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政权的组织。

日本的教育政策按照它一贯的方针进行。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所有的学校起初都被关闭了，后来又重新开办。课本和课程经过修订，以灌输反西方、亲日本和泛亚主义的思想。禁止使用荷兰语，而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的变种）为官方语言。建立了图书检查制度，报纸和电台则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操纵之下。对收听盟国广播和散布所听到的任何消息的人，规定处以死刑，而且经常如此执行。

这样，东印度群岛的土着居民看到了旧的社会秩序被推翻了。尽管他们自己也受压迫，如果被怀疑有任何同日本统治敌对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的处理，可是他们看到欧洲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华人的遭遇更惨，日本人并且怂恿他们把那些人看作外国人和下等人。

在语言方面，由于荷兰语还没有成为东印度群岛的通用语，不象英语那样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成为通用语，因此日本人在禁止使用荷兰语这件事上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推广复杂难懂的日语，却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若假以时日，结果也许会做得好一些。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语作为标准的马来语，在日本占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因为它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推动。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利用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唯一立即可用的交际工具。由于这一情况，印度尼西亚语得到迅速的普及，并由于它吸取了各种地区方言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了外国语言中的现代术语，因而有所得益。印度尼西亚通用语的这种不断发展，对激发东印度群岛各土着民族要求统一的觉悟，以及在使“印度尼西亚语”一词具有比一般概念更为丰富的含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统治的其他特点，也有助于产生日益高涨的要求统一的觉悟。军政监部的集中统一，对减少地方独立性是有效的。同时，日本人派来的大批官员中，很多人尽管经过担任行政官员的良好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关于东印度群岛的经验和知识。其中许多人表现出来的无知、无能和腐败，使印度尼西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原来指望日本人会比荷兰人高明些。

结果是，隶属于日本人的印度尼西亚人，由于具有对自己的国家、语言和人民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已能行使很大一部分实际权力。这就使他们有了自信心，也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为今后完全掌握政权作了准备。日本反对荷兰人和其他西方人的宣传，在日本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业绩鼓舞之下，很快受到了欢迎；可是，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领导者和亚洲的曙光等等所作的努力，却因经常发生的日本警察、军人和官吏所表现的残暴、腐败和无能而大受损害。

日本人的统治，带来了惯常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日本人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到日本投降时，这种纸币只值票面价值的四十分之一。日本人夺取了荷兰和其他盟国国民的财产，并且，除了由军政监部管理的或移交给日本公司经营的工厂、矿山和种植园外，大量的金钱、贵重物品和其他财产都被日本敌产管理局所没收，并被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合作者了。与此同时，东印度群岛的对外贸易遭到破坏，引起了消费品的严重缺乏，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爪畦，食物供应严重不足。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的船舶损失增加，他们也不能运走东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产品。所以，他们企图用种植粮食作物来代替种植园经济。由于海上运输有困难，即使日本人鼓励修造木船也很难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日本人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岛屿的粮食生产做到真正的自给自足。但是，日本人在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方面所取得的一点成就，被他们自己的占领军和许多随军的非战斗人员的需要所抵消了。

到战争结束时，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显得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足。当然，一般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就更深了。这些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无法再引起人们对共荣圈理想的热情。日本人组织了“劳务队”，征募大批爪哇劳动者，同样不能引起人们的热情。根据日本人的统计，被送到海外的建筑工程去干活的爪哇人不少于二十七万，这些不幸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活着回家。

在日本入侵以前，大约二十年中，东印度群岛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谋求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团结在摆脱荷兰统治、争取政治独立的共同纲领之下。1932年至1934年间，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进行报复，逮捕了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和苏丹·沙里尔，把他们流放到新几内亚。

1937年，在埃米尔·沙里富丁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兴起。埃米尔·沙里富丁建议，如果发生战争，愿同荷兰合作以反抗日本，但要求建立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并允许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荷兰人不答应。当时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是由陈·马六甲和塞毛恩组织的。该党的一些领导人被放逐了，共产党也遭到取缔。

在日本人征服东印度群岛时，他们释放了被关押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并把他们送回爪哇。苏加诺和哈达属于愿意同日本人合作，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拥护大东亚理想的那种人。但是，沙里尔和埃米尔·沙里富丁不愿意帮日本人的忙。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不是积极地反抗日本人，至少也是避而远之。